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以后,对立宪派进行敷衍,承认他们的议论不是全无理由,并为他们代奏朝廷,要求允许铁路暂归商办。赵尔丰这种态度在客观上有利于保路运动的发展,得到立宪派的赞扬,却遭到端方、盛宣怀和瑞澂的联名弹劾。清廷一面对他连加申斥,一面改派端方为查办大臣,带领一部分湖北新军前往四川。赵尔丰见群众的抗粮抗税斗争如火如荼,和平了结已经无望,总督的宝座也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于是决定调兵入城,对保路运动进行武力镇压。
1911年9月7日,赵尔丰派一军官持帖到铁路公司,把蒲殿俊和罗伦等九人诱至督署拘捕。随后又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股东招待所以及与保路有关的《西顾报》等报刊。消息传开,成都全城震动,很快就有一千多群众拥入督署请愿。预先布置好的清兵朝天鸣枪示警,群众仍不退却。营务处总办田徵葵,便命令士兵向群众开枪射击。一时弹如雨下,院坝内外顿时秩序大乱,二十余人中弹而死。这就是赵尔丰一手制造的“成都血案”。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大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即下令成都全城戒严,企图遏止全川人民的反抗。正在成都的龙鸣剑缒城而出,直奔城南农事试验场,在同盟会员朱国琛和曹笃等人的帮助下,削制木片数百块,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全川,各地同志,迅速自保自救”二十一个字,涂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号召各地同志军迅速起义。当时正值秋潮水涨,“水电报”顺着纵横交错的河流飘去,很快传遍川西南地区。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举起义旗,其他各地也纷纷揭竿而起。秦载赓率领一千余人到达成都东门,与清军作战失利,退至仁寿县借田铺,设立东路民团总机关,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新津县哥老会首领侯宝斋率领所部同志军与双流县同盟会员向迪璋部会合,赶至成都南郊,在红牌楼和清军激战,并乘胜进抵成都城下。同盟会员、灌县哥老会首领张捷先则率领西路同志军,分成五路向成都城郊进发,在崇宁打死打伤清军巡防军二百余人,同时又击败第六十七标新军,迫使两路清军退守省城。成千上万的同志军把成都团团包围,砍断电线杆,阻截邮递文报,同清军英勇作战,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清廷得悉成都被围的消息,急得手忙脚乱,一面派遣端方从湖北带兵二标兼程入川,并从湖南、陕西、甘肃、贵州、广东、云南等省派兵往援;一面又命曾担任过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端方行至四川的资州(今资中),被他所率领的湖北新军杀死。岑春煊走到武汉,见大事不妙,也逗留不敢入川。
同志军围攻成都十余日,因缺乏作战经验,武器粗劣,没有攻下,于是就掉转头来,进攻地方各个州县。9月26日侯宝斋率领南路同志军班师回来,与率领清巡防军第八营起义的周鸿勋会师成都的西南门户新津。赵尔丰命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和提督田振邦率军来攻,同志军奋战半个多月,未能取胜,便向洪雅方向转移。侯宝斋不久遇刺牺牲,周鸿勋率旧部一百四五十人由夹江、洪雅至嘉定牛华溪,扩编了队伍,又与其他地方的同志军一起去攻打犍为等地。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革命基础比较好,同盟会成立后,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组织与联络工作。保路斗争一起,王天杰发动群众罢市、罢课,停交捐税,并以“民团训练所督办”的名义,以一百多民团训练所学员为骨干,组织民团千余人,8月间在荣县五保镇宣布起义。成都血案发生后,他和从成都赶来的龙鸣剑在荣县起兵,欲参加围攻成都。他们还未到达成都城下,在仁寿附近同清军遭遇。随后他们与秦载赓部同志军会合,组成东路民军总部,由秦载赓和王天杰分别担任正副统领,龙鸣剑担任参谋长。东路民军与清军转战于仁寿和成都附近一带,后因秦皇寺战斗失利,龙鸣剑和王天杰分道率军转攻嘉定,继又进兵叙府。在行军途中,龙鸣剑因积劳成疾而病逝。王天杰感到势单力孤,又重回荣县整顿队伍。
当王天杰和龙鸣剑率军去参加围攻成都时,吴玉章回到荣县。龙鸣剑喜出望外,把一切大计交给吴玉章筹划。吴玉章(1878—1966年),四川荣县人,原名永珊。早年在家乡宣传过维新思想,1903年留学日本,参加拒俄义勇队。1905年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1907年,在东京创办《四川》杂志,积极宣传革命,坚持武装反清,并与焦达峰、孙武等发起成立共进会,在同盟会员中有较高的威信。1911年6月,铁路风潮兴起,他由日本回四川参加。王天杰和龙鸣剑离开荣县后,他承担了后方的全部责任,为同志军伸张正义,筹措军饷,还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准备不断扩充队伍。王天杰带兵回到荣县后,清朝知县和土豪劣绅都逃跑了。9月25日吴玉章和王天杰一起召集城内各界开会,宣布荣县独立,推举广安县同盟会员蒲洵主持县政,这是辛亥革命中由同盟会员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县政权,对周围地区影响很大。此后,荣县就成了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之后,川东地区的“孝义会”群众数千人也起义响应,占领大足县城。首领季绍伊称同志军川东北都督,发布檄文,分兵四出,连续攻占垫江、邻水、广安、岳池等地,渠江流域的各个州县都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进行战斗,到10月上旬为止,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川。
四川的同志军起义虽偏处一省,但牵动了全国。它促使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也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争勇气,因而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
(1) 《山东旅京同乡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山东近代史资料》第2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页。(www.xing528.com)
(2) 《汇报》,1910年8月16日。
(3)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14页。
(4)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44、848页。
(5)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20—1236页。
(6)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57页。
(7) 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8) 蔡寄鸥:《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52页。
(9) 《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9、501页。
(10) 《西顾报》第41号,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1911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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