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八十年：收回铁路和矿权的斗争

收回利权运动，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掠夺和清政府卖国行径的爱国运动，大多数是围绕着收回铁路和矿山主权而开展起来的。随着西方资本掠夺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利权的呼声日益高昂。

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1903年9月允准招集商股设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各项公司，并在这一年的11月由商部奏定《铁路简明章程》，规定各省官商只要经过商部批准，就可以自集股本，兴筑干路或支线。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收回铁路权的斗争，也随之开展起来。

湘、鄂、粤三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早在1897年，三省绅商就要求自设公司，修建粤汉铁路，得到清政府的许可。因筹款不济，未得施工。1898年，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1900年7月又签订借款续约，规定粤汉铁路归合兴公司承办，借款四千万美元，五年完成包括支路在内的全部工程，在此期间，美国不能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湘、鄂、粵三省绅商对清政府出卖路权深为不满。而美国合兴公司又违反规定，从1902年起，把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了得到俄、法两国支持的比利时资本家。到1904年秋为止，全部干路仍寸轨未铺，只修筑了从广州到佛山的一条三十二公里的支线。在这种情况下，三省绅商便掀起了“废约争路”的斗争。

1904年5月，湖南绅商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力请废约，由湖南自行承办。10月，广东商务局举行会议，以“粤汉铁路由合兴公司转与他人，有背续约”⁽³⁾等为理由，决议力争废约。12月间，湖北绅商在给张之洞的呈文中坚决表示，美国合兴公司既然不能遵守五年完工及不得转与他人之约，三省绅商自应集股举办。三省留日学生则成立“鄂湘粤铁路联合会”，同样提出了废约自办的主张。此时，上海的报刊也不断发表消息和评论文章，声援收回粤汉路权的斗争。由于三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的呼声甚高，清政府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反复交涉，终于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的高昂代价，1905年8月得以收回粤汉铁路，交由湘、鄂、粤三省绅商筹款，分段修筑。

湘、鄂、粤三省绅商斗争的胜利，使江浙绅商受到很大鼓舞，因此，继粤汉铁路收回之后，反对借用外款，争取商办沪杭甬铁路的斗争，又进入高潮。

1898年10月，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与清朝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四款，规定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由英国银公司修建。但这个草约仅由盛宣怀画押，并没有报请清政府批准，也一直未签订正约。1905—1906年间，浙江与江苏铁路公司相继成立，一致要求将苏杭甬铁路收回自办。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却拿出存放了七八年的草约来进行阻挠，声称这项草合同应当立即切实照办，“该省绅商另拟各节，应作罢议”⁽⁴⁾，要求清政府迅速签订正式合同。两省绅商坚决反对，并积极筹集资金，1907年动工修筑从苏州到杭州的路段。英国新任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得到消息，便跑到外务部，指责清政府“有意失信”，要求下令停工。最后双方商定，将筑路与借款分为两事，路归江浙两省绅商兴建，而由英国贷款一百五十万英镑，按九三折扣交纳，常年五厘利息，以三十年为期，并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同时，又把苏杭甬铁路的起点改为上海，同沪宁铁路连结在一起。这样，“商办”的名义虽然保持，实际上却仍受英国的控制。(www.xing528.com)

这个“借款筑路”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了江浙绅商、学界的极大愤怒。他们上书清廷，痛陈利害；致电川、陕、粤、鄂、皖、赣、滇、闽等省，请求援助。除此以外，江苏士绅举行会议，提出召开江浙协商大会，发起组织国民路矿公会，迅速设法招足股款等建议。浙江则组成公民拒款会，散发通告，列举借款筑路的害处，并宣布削去主持借用外款的京官汪大燮、吴士鉴、章梫、许宝衡四人的浙籍。1907年11月13日许多旅沪浙江士绅在一品香饭店举行集会，参加者当场认捐两千二百万两，单宁波一市就认了七百万两。同日下午，江苏绅民也举行集会，参加者大约有两千人。会上开列了一张愿意为苏杭甬铁路江苏路段捐款的名单，并筹得一笔约有十五万元的开办费。参加集会的许多学生都将自己的零用钱倾囊交出，用以购买铁路股票。由于江浙绅民的坚决反对，盛宣怀不敢再坚持原议，便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勾结，将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转归修筑从开封到徐州的铁路之用。

在江浙绅商“力拒外款”的时候，四川、直隶、安徽、云南等省的收回路权斗争也相继展开。有的是在外国资本没有侵入之前就以商办铁路预为抵制；有的是在外国资本刚刚侵入之时就群起力争，要求收回。1905年至1911年间，收回路权的斗争几乎遍及全国绝大部分省区。

收回矿权的斗争，首先是在山西爆发的。1898年，英国福公司通过贿赂山西巡抚胡聘之和山西商务局官吏贾景仁、刘鹗等人，订立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取得山西盂县、平定、潞安、泽州、平阳（今临汾西南）等地的煤、铁矿与石油的开采权。不久，矿区又被扩展到河南。山西人民坚决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掠夺矿权。1905年，太原的山西大学堂和中等学堂的学生纷纷罢课抗议，要求收回矿权，许多县的学堂学生群起响应。山西省的留日学生发表声明，提出“收回自办”的倡议，并派代表回国活动。从1906年初开始，山西绅商也参加了。他们一面以“全省士民”的名义致电清政府，要求取消与英国福公司所订的章程；一面筹款自办矿局，派代表晋京向外务部要求收回自办。经过反复交涉，福公司不得不于1908年与山西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同意由山西绅民用白银二百七十五万两将矿权收回。

在全国有影响的，还有安徽绅民收回铜官山煤矿的斗争。铜官山煤矿是1902年安徽巡抚聂缉椝私自卖给英国华伦公司的。1905年，因华伦公司自背约期，安徽绅民宣布原订合同作废，次年成立全省矿务公所，决定自办。1908年，华伦公司又勾结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合办铜官山煤矿，强迫清政府承认。安徽绅民群起反对，坚决要求将矿权收回。前后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迫使华伦公司在勒索了二万五千英镑的所谓“赔偿”之后，放弃了窃踞铜官山煤矿的企图。

除了山西、安徽两省以外，奉天、山东、四川、云南、湖北、台湾等省，也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收回矿权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没有达到目的，但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清政府，都是有力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