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自发抵抗压迫，引发全国震动

随着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日益加重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犹如燎原之火。这种反抗斗争，更多地表现为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

帝国主义在《辛丑条约》中，虽然给清政府规定了严厉镇压反洋教斗争的条款，但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仍然连绵不断。1904年至1908年，见于《东方杂志》上记载的“闹教”案件，就有三十五起（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反洋教斗争，或者公开提出“扫清灭洋”的口号，或者是被清朝统治者所称为“仇教戕官”的活动，表明群众已经从义和团运动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开始自发地把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联系起来。

抗捐抗税斗争，本是农民群众反抗剥削压迫的传统形式，二十世纪初年，则激化为普遍的群众运动。生活陷于绝境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起来“闹捐抗税”，闯进大户家“吃排家饭”，以至进城抢米事件，连续几年不断发生。到1910年，仅长江中下游各省发生的“抢米”事件，就有五十余起，而以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规模最大，影响又广。

1909年至1910年，湖南沿洞庭湖各州县遭受水灾，长沙以南又逢旱灾，粮食供应本省已经发生很大困难。而官僚、地主和投机商人见有利可图，乘机抢购，囤积居奇，或把粮食偷运出境，牟取暴利。英、美、日等外国洋行商人又贿赂湖南巡抚岑春蓂，并报经清政府外务部批准，签订照约，组织奸商到产米区直接收购。他们勾结一批外地奸商，专门从事走私贩运，把大批粮食运往广东或者其他大城市高价出售，致使湖南的米价猛涨。1910年春，由常年每升二三十文涨到七十文。4月上旬，长沙的粮食更为短缺，米价一日数变，因而人心惶恐，形势紧张。

4月11日，长沙米价每升涨达八十文。南门外挑水工人黄贵荪上一天才挣来八十文钱，他的妻子全部带上到一家碓坊买米，因其中夹杂着数文不通行的制钱，碓坊挑剔不收。当天傍晚，她乞得数文通行的制钱再去买米，可是米价又上涨了五文。她非常气愤，丢下孩子投水自尽。黄贵荪赶来，悲愤不已，也把孩子全都扔入水中，他自己也投水而死。这个消息传开，震动了长沙全城。

12日上午，湖南巡抚岑春蓂被迫出示压价，使米价一度降到每升七十文。但下午米价仍旧回升。南门外有一个老年妇女，拿着七十四文钱到碧湘街一家碓坊去买米，米价已涨到每升七十六文，她回家凑足再来，又涨到七十八文。她怒斥碓坊无理，周围的群众也纷纷赶来打抱不平。碓坊老板大肆咆哮，群众便在木匠刘永福的带动下，捣毁了这家碓坊。第二天，岑春蓂派巡警道赖承裕前往镇压。群众对刘永福被官府抓走十分愤怒，围打前来镇压的军警。围打的群众和城厢内外饥民数万人，拥入巡抚衙门，要求释放刘永福，并齐呼：“抚台给我饭吃！”他们捣毁了辕门、照壁、石狮。城厢内外的碓房和米店，也被一抢而空。岑春蓂下令巡防营开枪，当场打死群众多人。14日凌晨，愤怒的群众放火烧了巡抚衙门，形成了震动全国的抢米风潮。

在斗争过程中，群众深切感到，洋商盗运粮食是造成长沙米荒的重要原因，所以从4月15日晚开始，就把斗争的目标转向外国侵略者。他们赤手空拳，先后焚烧和捣毁了在长沙的一些外国教堂、洋行、银号和巡捕局等。

抢米风潮的迅速发展，使清朝封建统治者十分震惊。岑春蓂被革职，署理巡抚杨文鼎除了调兵对群众进行残杀以外，还准许地主士绅任意枪杀。即使这样，清政府仍不放心，又从湖北调来两营巡防队帮同镇压。英、美、日、法、德等国公使为维护其在湖南的侵略利益，也派遣军舰闯到长沙。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平息了长沙的群众斗争。然而，湘阴、宁乡、益阳、岳州、澧州、浏阳、平江、湘潭、沅江等地，抢米风潮仍然不断发生。(www.xing528.com)

官肥民瘦

在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后不久，山东莱阳地区又爆发人民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

自从清政府宣布推行“新政”以后，各级地方官吏乘机加紧对人民搜刮。莱阳县令朱槐之以“办理新政”为名，除了向人民群众征收旧税捐以外，又巧立名目，增加了许多新税捐，诸如契纸税、户口税、文庙捐、油房捐、染房捐、线麻黄烟捐、牲畜捐等等，吏役在征收过程中还无休止地进行敲诈勒索。1909年发生歉收，1910年春又遭霜灾，莱阳地区“缺食者十居八九”，于是，人们便纷纷提出以历年积谷进行抵偿。

莱阳历年积谷，是原太平社社长曲老五等提议搞起来的。1880年，莱阳地区丰收，曲老五等提议积谷备荒，得到众人赞同。次年冬，以交纳税银一两者出谷一斗，共得积谷五千五百九十二石四斗，归各村社存储。1886年，该县劣绅怂恿县令傅锟把积谷变卖，从中侵吞巨款，仅以一万三千多吊存入天福当铺。1903年，劣绅王圻、于赞扬等又把此款改归自己开设的银号存放，生息几年，到1910年时反而只剩下四千余吊。人们见积谷被吞，感到“认重税必饿死，不认重税必诛死，与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决死”。⁽¹⁾因此，在曲诗文（曲老五之子）的领导下，掀起了抗税抗捐的斗争。

曲诗文，又作士文，莱阳柏林庄人。当县令朱槐之勒逼各捐时，城北八社联络一气，进行抵制，名曰“联庄会”，曲诗文被推为会长。1910年5月21日，他率同群众七百余人冲入县衙门，要求清还积谷。朱槐之见人多势众，答应在十日内算账，缺者追赔。两天后，数百名僧道也拥入县署，要求废除庙产提成，县令也满口答应。然而，朱槐之并不实践自己的诺言，第二天却请古现村水师营派兵四十名，逮捕数十名僧道，施加重刑；又调岔河王步青巡防营兵四十名，驻守县城，并下令捉拿曲诗文。激怒的群众焚烧了几个劣绅的家宅，抗税抗捐的队伍迅速扩大至数万人。

清政府嫌朱槐之对人民群众镇压不力，立即将他撤职，改任满人奎保为县令。奎保心狠手毒，一上任就恶狠狠地表示：“吾官可不做，而捐税必不可免；吾头可断，而曲诗文等不可不拿！”⁽²⁾并连电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前来镇压。6月28日，大批清军开到莱阳，在马连庄一带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鸣钟集合，拿起锄头和棍棒与清军接仗。7月3日，曲诗文在南岚村聚众起义，得到全县人民的热烈响应，队伍很快就发展到十几万人。6日，他率领起义队伍围攻莱阳县城，横刀跃马，亲自临阵督战，因武器落后，两日未克。登州镇总兵李安堂狡诈成性，表面上表示愿与曲诗文“和平解决”，暗地里却乘民军不备，进行夜袭。曲诗文率队与清军激战不利，逃离县境，起义失败。

群众的自发斗争，虽然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与领导的武装起义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客观上是相互支援的，都促进了革命声势的蓬勃发展，从而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