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改良派大论战：近代中国八十年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欢呼奔忙之际，对革命力量的壮大却十分惊慌。同盟会成立后，梁启超就发表了《论中国今日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申论种族革命与政府革命之得失》等一系列文章，并出版题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论文集，对革命进行攻击。革命派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同改良派在以往辩论的基础上，又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从1905年《民报》创刊起到1907年，论战共进行了两年时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争论之激烈，都为中国近代史上所罕见。

这次论战的中心战场是在日本。革命派的主要基地是《民报》，由刚刚出狱被孙中山派人接到东京的章太炎担任主编。改良派的主要基地是《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其次是新加坡。革命派在1908年8月创办《中兴日报》，作为同改良派进行论战的基地，由田桐负责主持，孙中山化名“南洋小学生”，挥笔上阵，亲自指挥。改良派则把《南洋总汇报》作为自己的喉舌，与革命派交锋。此外，在美国的檀香山和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泰国的曼谷、缅甸的仰光等地，也都有两派报刊的论战。

这次大论战的实际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的问题。改良派说不要。梁启超说，满洲是中国的领土，并非异国，清朝入关，推翻明朝，这只是中国统治者的更换，不等于中国灭亡。这些话本来都是对的。但是，梁启超又认为，满族已被汉族同化，既不存在民族歧视，也没有任何民族压迫；全国人民在法律上本来就是平等的，已没有“享特权者”⁽⁸⁾。他认为清朝政府是全国四万万人的政府，根本没有推翻的必要，只要对它加以监督和改良就行了。所以得出结论，中国人民的大敌绝不是清朝政府，而是那些因改良会对自己的富贵权势不利而从中作梗的人。

革命派用大量的事实，对改良派进行批驳。指出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一直存在。清军入关二百六十余年来，始终实行对汉族的压制政策，所以汉族人民对满族贵族的封建统治，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和斗争。他们还尖锐揭露了清朝政府是一个投降媚外的卖国政府，顽固守旧，不思振作。如果不推翻清朝政府，中国就不会富强。在论战过程中，尽管革命派里有一部分人流露出种族主义思想，称自己是“神明之胄”，并极力用“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往事，煽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这是错误的。但也有不少人指出，应当把满族贵族同一般满族成员分开，推翻清朝政府，只是使满族贵族不再掌握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汉族人民将与满族人民共同生息于共和政体之下。这样，革命的目标就更明确了。

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权的问题。改良派反对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硬说国家是调和利害冲突和平衡正义的。君主可以超然于人民的利害冲突之外，起到调解利害冲突的作用。倘若实行共和，必然会引起下层社会的大动乱，结果共和制度无法实行，还会导致君主专制。他认为，在中国尤其不能建立共和政体，说什么中国人民没有实行共和政治的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或君主立宪时代”⁽⁹⁾，才能有这种资格。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甚至还不能实行君主立宪，而只能实行开明专制。革命派从“天赋人权”的原理出发，认为“民权”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是“进化之公理”。还认为，国会是全国的总揽机关，是全体国民的代表，它能够起到调和人民之间利益竞争的作用。革命派还严正批判了改良派诬蔑中国人民的种种谬论。指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并不下于世界各民族；所谓“民智不逮”，实际上是封建主义“君权神授”思想的翻版。中国绝不是什么“国民恶劣”，而是清王朝的统治恶劣。皇帝“不辨菽麦”，大臣“蝇营狗苟”，才是“国民之贼”。⁽¹⁰⁾排除这些盗贼，是人民的责任。政治革命的任务，除了人民是没有谁能够承担起来的。人民既能进行政治革命，就能实行民主立宪，既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在建立共和政体之后，也就一定会有实行议会政治的能力。(www.xing528.com)

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改良派认为中国不必实行，也不能实行社会革命。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与欧美的不同，欧美贫富悬殊，所以必须社会革命。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贵族制度，实行的是诸子均得继承财产之法，赋税又特别轻，只要进行一些社会改良就行了；提倡社会革命，就一定要把全部生产机关收归国有，由国家独占，对参加劳动的所有国民实行平均分配。这种“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结果，必然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进步。他威胁革命派说：“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¹¹⁾

革命派批判了改良派的荒谬论点，指出：“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¹²⁾因为中国已经有放任自由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的制度存在，那就必然产生贫富悬隔的结果，与其在贫富悬隔过甚之时再进行社会革命，还不如在贫富悬隔不甚之时容易成功。他们还指出，实行社会革命，绝不是把所有的生产机关统统收归国有，主要是在于“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只把邮政、土地、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等，收归国家所有。而土地问题又是其中的关键所在。他们主张核定地价，原价归原主，增价归国家，国家利用这“增价”部分资金，对土地实行“定价收买”政策⁽¹³⁾，逐渐把全国的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人民都向国家租用土地，国家就可以用全国的地租收入去经营其他事业。对于那些可以自由竞争的事业，则听任私人经营，国家不进行过多的干涉。这样一来，生产既不会停滞，也不会产生报酬平等，遏绝劳动动机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初期，革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革命派的言论尽管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却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心愿。所以他们的斗志越战越旺，力量越战越强，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从沿海城市逐渐深入到内地广大地区。改良派逆历史潮流而动，一经交手，就溃不成军。他们为清政府辩护的许多论点，都被革命派驳倒。

到1906年5月，梁启超就感到招架不住，要求停止辩论，遭到革命派的断然拒绝。梁启超无法摆脱窘境，1907年7月把《新民丛报》收摊，其他地区的改良派骨干分子，也都销声匿迹或半路脱身。持续两年的大论战，便以革命派的胜利与改良派的失败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