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力挽狂澜！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与中国近代立宪派的呐喊

立宪的酝酿，是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鼓吹开始的。1903年起，改良派见清政府的所谓“新政”无法遏止革命的洪流，就在他们所控制的《中外日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立宪”。江浙一带的士绅和资本家，如张謇、汤寿潜等人，也与清政府的地方大吏相勾结，广泛进行立宪活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战胜俄国的结局和俄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生，都成了立宪派吁请立宪的现实鉴诫。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战胜沙俄，是因为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沙俄仍然是君主专制。而这种君主专制已很难维持下去了，俄国1905年的革命运动就是俄国人民争取立宪的具体行动。所以，他们劝诫清政府，必须赶快实行君主立宪。

在革命形势的震撼和立宪派的策划下，清政府的高级官吏中也有人发出了立宪的呼声。最早提出的是驻法公使孙宝琦，他在1904年夏的《上政务处书》中，要求清政府仿英、德和日本的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结民心，保全邦本”。⁽¹⁾随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岑春煊等，都要求“变更政体”，实行立宪。直隶总督袁世凯见有机可投，也于1905年7月上奏，建议清廷派遣亲贵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作为改革政治的张本。这些官僚奏请立宪，为的是想使清朝的封建统治延续下去，同时也是为着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权势。慈禧太后权衡得失，决定预备立宪，派镇国公载泽、巡警部尚书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她在接见大臣时表示：“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²⁾

消息传出，立宪派欣喜若狂。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相反，他们认为立宪只能是一场骗局。正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的吴樾，特地入关赶到北京，寄居于前门外桐城会馆，写了数封遗书，揭露清政府的立宪是“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³⁾五大臣出发那天，他怀揣炸弹，打扮成官府仆从模样，从容步入正阳门外车站，登上五大臣的专车，准备炸死五大臣。不幸机车与列车接轴发生碰撞，炸弹引起爆炸，载泽和绍英受了轻伤，吴樾本人当场牺牲。由于这件事，五大臣出国的日期一直推延到12月11日。因徐世昌和绍英已就他职，清政府又改派顺天府丞李盛铎和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仍凑足五大臣之数。

出洋五大臣都不懂立宪为何物。他们在国外周游了半年多，让梁启超等人代拟了几篇关于立宪的奏章，于1906年7至8月间先后归国，向清廷复命。载泽另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称实行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⁴⁾并且说，宣布立宪也只不过是暂时表明一下宗旨，作为立宪的准备罢了。至于什么时候开始，还可以放宽一点年限。王公大臣在8月27日、28日召开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结果赞成立宪的占了上风。慈禧太后也感到这样的立宪，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有利，于是决定采纳，9月1日正式发出了“仿行宪政”的谕旨。

实际上，慈禧太后对立宪并没有诚意，在谕旨中一面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一面又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理由，把实行立宪的具体期限推延。不仅如此，还以先行改革官制入手的名义，把一些重要的部集中到满人皇亲贵族手中。按照清朝的成例，中央各部均设尚书二员，左右侍郎四员，满族和汉族各占一半。在改革以后，十一个部十三名大臣、尚书中，满人亲贵占了七员、蒙古贵族一员，汉族官僚仅有五员。

尽管清政府一再耍弄花招，立宪派总还觉得立宪有望。他们纷纷组织团体，以促使立宪的早日实现，并扩充自己的势力。1906年12月，张謇、汤寿潜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的支持下，联络部分官绅和商学界的代表，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杨度、谭延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松毓在吉林成立“自治会”。他们为立宪大肆鼓吹，彼此之间相互声援。远在美洲的康有为，更是喜不自禁，以保皇会总头目的名义发布文告，令海外一百七十余埠的保皇会一律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他编造说：慈禧太后“甚悔戊戌之举，近与皇上相得甚欢”，“皇上无虞，宪政将行”，只要组织一个大政党，他就可以回国执掌大权。“凡一切铁路、矿山、银行、工厂，开辟大利，俱给本党人承受”⁽⁵⁾，要人们携款入党。梁启超在日本也拼凑了取名“政闻社”的政治团体。1907年10月17日在东京召开成立会，他登台演讲，宣传立宪。在会后发表的《宣言书》中，向清政府表白说政闻社“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⁶⁾次年春，又把政闻社的本部迁到上海，加强国内的活动。然而，慈禧太后的宿恨未消，并不领受他们的盛情。不久下令查禁政闻社的活动，并对该社社员要“严拿惩办”。

立宪派从事实中看出，清政府的立宪只取其名，不务其实。他们感到，如果不给清政府一点压力，立宪的希望很可能成为泡影。因此，从1907年秋开始，各省立宪派的代表陆续到达北京，向清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在三年之内召开国会。有些地方督抚和驻外使臣，也被革命党人的活动吓得忧心忡忡，接连电奏，请求定出具体立宪期限，以维护清廷的威信。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才于1908年7月令各省筹办谘议局，8月发布《钦定宪法大纲》，并允准以九年为期，逐步筹备宪政。(www.xing528.com)

《钦定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君上大权”十四条，“臣民权利义务”九条。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总揽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统帅全国陆海军；在裁定对外宣战、媾和与签订条约等重大外交事宜时，“不付议院决议”。⁽⁷⁾其权力之大，同专制君主并没有什么两样。而给广大人民的，只有法律范围内的言论、著作、出版、集会与结社等纸面上的“自由”，却必须担负纳税和当兵的义务。这表明，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实际上不过是封建君主专制的装饰品。

11月14、15两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年仅三岁的溥仪即位，改次年（1909年）为宣统元年，由他的生父载沣充任摄政王。载沣吸取德国和日本皇室的经验，自己担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命其弟载洵筹办海军部，充当该部大臣。派另一个弟弟载涛、宗室毓朗控制军谘处，操纵全国陆军，从而把全国军事大权统统掌握在皇族手中。同时，罢免了举足轻重的袁世凯，把袁世凯赶回河南老家去养“足疾”，以削减汉族大官僚的权力。载沣为了继续欺骗全国人民，拉拢立宪派，又于1909年3月特下一道重申实行“预备立宪”的谕旨，令各省切实奉行。

载沣的上台，又使立宪派产生了幻想。他们认为光绪皇帝的亲弟弟或许能够把立宪制度搞起来。于是重整旗鼓，四出活动，在各省成立咨议局，联合发起请愿运动。11月中旬，由江苏咨议局发起，直隶、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等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召开“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决定组织代表团，晋京请愿，要求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1910年1月请愿书递上后，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6月16日，代表团又组织发动再次递上请愿书，签名者号称有二十万人。然而，清政府仍不予理睬，照旧坚持立宪的期限为九年。立宪派的第二次请愿又宣告失败。

这一年9月，由清政府一手制造的资政院开场。议员由“钦选”与“民选”两部分组成。一百名“钦选”议员主要是王公贵族；各部院的负责官员，各省咨议局选出的九十八名所谓“民选”议员，也大多是一些官绅。这样的资政院，为立宪派增加了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国会请愿代表团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第三次请愿。要求在1911年召开国会，一些地方督抚也联名上奏，要求缩短期限。清政府无可奈何，11月4日颁发谕旨，宣布将期限缩短为五年，在国会召开的前两年成立新内阁，令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东三省的十名代表又在12月来到北京，上书请愿，要求第二年召开国会。被清政府下令押解回籍。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森倡议联合全国学界，举行罢课来要求，也被清政府流放新疆。立宪派第三次请愿仍失败了，以致他们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渐渐增长。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包括总理奕劻在内的十三个成员，满大臣九人，汉大臣四人，而九个满大臣中皇族占了七人。所以，这内阁被称之为“皇族内阁”。

清政府的立宪到此已经真相大白。立宪派消弭革命、涉足立宪政府的愿望，全部落空。他们在北京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揭露清政府“名为立宪，实则专制”，上书要求解散皇族内阁，得到的却是清政府的严厉呵斥。这时候，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立宪派的大多数人在立宪失望之际，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