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与进步作用

1905年11月，《民报》创刊号在东京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革命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冯自由在香港《中国日报》“广告栏”作介绍时，又把这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从此以后，三民主义便成了一个专用名词，并为国内外所公认了。

《民报》第一号的封面与发刊词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从强烈的救国愿望出发，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研究了中西有关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孙中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¹⁶⁾

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是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形成的。他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申述，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¹⁷⁾这里，孙中山虽然还不能把满族贵族统治阶级和一般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但却摒弃了笼统排满的民族复仇主义。

孙中山之所以把民族主义作为革命政纲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是因为清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推翻投降媚外的清政府，也就打击了直接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包含着建立独立富强的国家之意在内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存在弱点，最为突出的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口号和纲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都深切感到“外邦逼之”的严重性，但他们都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来看待世界形势的，认为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缺乏认识。在他们看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甘做西方列强的走狗，只要推翻清政府，使中国振作起来，西方列强就会与中国平等相待。孙中山说：“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强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¹⁸⁾孙中山等人抱着这种天真的想法向日本和西方各国学习，希望得到这些国家的同情和援助。因此，凡是涉及反帝问题时，往往采取回避态度，甚至表示继续承认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不仅阻碍了他们反帝思想的健康发展，而且使整个革命的进程和结局都受到严重影响。

孙中山倡导的民权主义，主要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和“民治”观念。他所主张的“建立民国”，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并明确宣告：“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¹⁹⁾“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²⁰⁾这就不仅批判了保皇派君主立宪的反动主张，而且打破了推翻清王朝后重建汉族君主政体的陈腐观念。这样，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即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

孙中山所讲的“政体”，实际上是指的“国体”，因为建立民国不仅是要改变政权的组织形式，而且是要确定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走向没落，而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新兴的向上的阶级，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孙中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要把中国人民从封建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享受民主权利，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要求，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个创举。

同民族主义一样，民权主义也存在弱点。它的矛头所向，主要是皇帝和贵族，并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来反对，反而对汉族地主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中，孙中山把汉族官吏看作“兄弟”，这就严重混淆了阶级界限，放松了革命警惕性，也为汉族地主混进革命阵营提供了方便之机。

孙中山倡导的民生主义，想用“平均地权”的办法，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是根据美国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单税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拟订的。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具体实施办法，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全国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²¹⁾他把这种主张称之为“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在孙中山看来欧美各国为什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呢？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他把“平均地权”的实现，称之为“社会革命”，说：“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之国。”⁽²²⁾

亨利·乔治的“单税论”，主张土地收归国有，只征单一的地价税，废除其他一切税收，宣称这样能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解脱贫困。这种学说在十九世纪末的欧美各国甚为流行，孙中山也就把它作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灵便药方。1899年到1902年，孙中山在东京先后同梁启超、章太炎和秦力山等人多次讨论中国的土地问题，“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²³⁾但对到底如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孙中山“尚未成算”。到了1903年，他才提出“平均地权”，并认为“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²⁴⁾

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孙中山抱着解救人民苦难的善良愿望，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²⁵⁾，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只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空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它存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缺点，但它的本质是进步的、革命的，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正如列宁所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革命’、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²⁶⁾

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的正式提出，为武装起义和思想论战的广泛开展，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使革命迅速高涨起来。

(1)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53页。

(3)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4)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78页。

(5)　《补习所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

(6)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

(7)　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7页。(www.xing528.com)

(8)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36页。

(10)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99页。

(11)　《宋教仁日记》（1905年7月28、29日），《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6页。

(1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38页。

(13)　同上书，第139页。

(14)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7—280页。

(15)　中国同盟会章程二十条已佚，这里是根据1906年5月6日修订的二十四条《中国同盟会总章》，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4页。

(16)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黄季陆编：《总理全集·论著》，第35页。

(17)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18)　《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4页。

(19)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20)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21)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22)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2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6页。

(24)　《致某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

(25)　《〈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26)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