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地区是戊戌维新时期较活跃的地区之一。在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有所传播,后来派遣的留学生也较其他省区为多,所以两湖地区很自然地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基地。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号克强,字廑午。他出生在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东乡凉塘的一个乡绅家庭,八岁入私塾,十九岁进长沙城南书院,二十二岁第二次参加县试获中。1898年他二十四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黄兴进两湖书院正值戊戌变法之年,他接触了一些西方书刊,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深为关心。戊戌变法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相继失败,使他受到强烈震动,怀疑改良、保皇的道路,开始倾向反清革命。他曾撰《笔铭》抒怀,激励自己投笔从戎的志向:“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1)
民国元戎黄兴
1902年春夏之交,黄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自入学时起,“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地走入自修室而已。”(2)在空闲时间,他却经常到杨度的寓所,与湖南留日学生倾谈反清革命。他极为留意军事技能的学习,课余延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有时还去参观士官联队的兵操。而且他每天早晨起来,必赴神乐坂武术会演习枪弹骑射,每射必中,弹无虚发,得的奖牌很多。这为后来从事武装斗争准备了军事知识。1903年夏,军国民教育会组成后,黄兴报名充当“运动员”,回国进行革命活动。这一年7月,他由东京回国,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
黄兴回到家乡长沙,在明德学堂任教员。11月4日,他以庆祝自己三十岁寿辰为名,邀集了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章士钊、周震麟等十多位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决定组织反清的革命团体华兴会,一致推选黄兴为会长。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用办矿的名义,名称“华兴公司”。黄兴在会上发言,设想由湖南发难,取得根据地,然后谋求各省响应,以达到“直捣幽燕”的目的。他要求会员们“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3)
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先后入会者有四五百人,大都是归国留学生和国内各学堂的知识分子,也有个别经营民族工业的资本家。华兴会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纲领和章程,在斗争过程中曾提出过“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斗争口号。黄兴还组织了两个秘密的外围团体:一个名黄汉会,专门联络新军;一个名同仇会,负责联络会党。
哥老会是天地会的支派,在两湖有相当大的势力,其中以马福益为龙头(首领)的回轮山佛祖堂为最强。马福益是湖南湘潭人,佃农出身,早年曾当过营勇,因事被革。回乡以后,在醴陵的渌口(今属株洲市)开堂放票,招收会众万余人,势力遍布长沙、衡阳、永州三府城乡。黄兴为了利用这支会党力量,华兴会成立不久,由刘揆一陪同,前往拜访,在湘潭茶园铺矿山上的一个岩洞中,与马福益会晤。双方共同商定,于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七十岁寿辰的“万寿节”时,在长沙皇殿预埋炸弹,一举将前来行礼的湖南高级官吏全部炸死,随即发动武装起义。省城内以武备各学堂的学生和所联络的新旧军队为主,以会党队伍为副;省城以外分为浏阳、衡州、常德、岳州、宝庆五路,同时响应,以会党群众为基本队伍,由军界和学界中人负责调度。他们还议定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在湖南省布置就绪以后,黄兴派宋教仁和胡瑛到武昌活动,成立华兴会湖北支部,以“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4)7月3日,宋教仁和胡瑛又联合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曹亚伯、张难先等,在武昌组成“科学补习所”,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负责文书,胡瑛担任总干事。他们表面上以集合省内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为宗旨(5),招收各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每逢星期日请教员轮流讲授数学、理化、外语、史地、卫生等课程,而在内里却以革命为主,把介绍青年学生和会党分子进入学堂与参加军队,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名称虽异,但两者人员交替,协同活动,实际上是华兴会的分支机构。
为了便于对会党进行约束,华兴会仿照日本的将、佐、尉军制,把会党编组为军旅,以黄兴为大将,刘揆一为中将,马福益为少将。但是,华兴会的组织并不严密,好多活动都是以半公开的方式进行的,再加上会党人众,又没有受过政治斗争的基本训练,所以很快就走漏了消息。劣绅王先谦得到风声,立即向湖南巡抚陆元鼎告密,要求逮捕黄兴等人。于是长沙内外,侦探四出,会党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两人同时在醴陵车站被捕送省。马福益逃到广西。10月24日,清兵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刘揆一等先后逃到上海,再去日本。(www.xing528.com)
科学补习所事先接到黄兴的密电,知道事机已泄露,马上采取紧急应变措施,通知所有成员迅速躲避。当10月28日张之洞派兵搜查所址时,一无所得。主持学务的梁鼎芬得悉科学补习所的成员都是学堂的师生,怕连累自己,不敢扩大事态,只把宋教仁和欧阳瑞骅开除学籍。该所大部分成员仍在当地继续活动,后来有的加入梁耀汉在1905年春组织的群学社,也有参加刘静庵在1906年春成立的日知会。
江浙一带,一向也是民主思想传播与革命活动开展的中心地区。长沙起义前夕,黄兴在上海与蔡元培等人商议过如何以闽、浙等地为后援的问题。但是,直到此时为止,这里还没有一个颇具影响而能够担负领导责任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
光复会成立之前,在1900年夏秋之间,浙江大学堂前身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曾组织过“浙学会”。1903年下半年,在东京的原浙学会会员和浙籍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以及其他一些浙江留日学生,先后两次召开会议,决定回国组织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并作了分工。军国民教育会暗杀部成员龚宝铨回到上海,组织“暗杀团”,章程规定颇为严密。蔡元培听说以后,要求参加,于是便在暗杀团的基础上,1904年冬在上海组成了光复会,又称复古会,一致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章太炎身在狱中,也参与筹商。开始入会的大多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人数较少,力量有限。为了扩大组织,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运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会党方面,因此,光复会中就吸收了一部分会党成员。
光复会做会党工作的重点是在浙江。这是因为,浙江会党历史既久,力量也较强,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的四十年间,曾发动过数十次起义,虽然都遭到残酷镇压,但其势力仍暗中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年,全省就有伏虎会、白布会、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平阳党、私贩党等等名目,形成了“一村者求附于一县,一县者求附于一府,一府者又复与他府相联结”的局面。(6)光复会成立不久,陶成章赴日本途中路过上海,蔡元培知道他与浙东会党有联系,就介绍他加入光复会。与此同时,徐锡麟也因事来沪,访蔡元培于爱国女校,应邀入会为会员。此后,陶成章和徐锡麟就成了光复会的实际主持人。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从1893年起,他担任本乡塾师,接触了一些新学书籍,对清朝的封建统治日益不满,逐渐萌发了革命思想。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醉心于“中央革命”,两次入京,谋刺慈禧太后,均未得手。1902年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清华学校、成城学校,又因倡言革命,被留日学生监督汪大燮诱骗归国,开除学籍。于是,他便芒鞋破衣,蓬头垢面,徒步日行八九十里,奔波于金、衢、严、处等府所属各地,运动浙东会党,准备起义。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出生在浙江山阴(今绍兴)的一个富商家庭。1901年被聘为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因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渐受革新思想的感染,1903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游历东京,受到拒俄运动的影响,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回国以后,在家乡东浦创建热诚蒙学,提倡军训;又在绍兴创设书局,宣传反清革命。加入光复会时,他了解到陶成章与浙江会党联系的情况,非常高兴。1905年2月,他游历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结交其地“奇才力士”,积极发展力量。
同华兴会一样,光复会也没有留下正式的章程。入会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7)而《光复军告示》则明确宣布:“誓扫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8)光复会把“排满复仇”同建立新的共和国联系在一起,表明它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在1904年前后,除了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之外,还有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自强会,贵州的科学会等。它们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思想上与组织上都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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