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八十年：建立中华共和国的高涨标志

1903年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开展的一年，其显著特点，就是民主革命思想的不断高涨。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公开发表，“建立中华共和国”口号的提出，则是这种高涨的重要标志。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又作威丹），出生在四川巴县一个富商家庭。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同文书院。1903年元旦，留日学生在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与会者达一千余人。邹容、马君武先后登台演说，发表了“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能救中国”的革命言论。从此以后，留学界每次开会，邹容都参加，而且“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⁸⁾，很快成了中国留日学生中主张反清革命颇有影响的人物。1903年4月，他回上海后，寄居在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因政治思想接近而建立了友谊。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社师生的活动，每次张园集会，常慷慨陈词，大呼救国。5月间，他又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作为学界的统一团体，以便进行革命斗争。与此同时，他在留日期间已开始写作的宣传革命的论著，也全部脱稿，由章太炎作序，柳亚子、蔡元培、黄宗仰等集资，大同书局正式出版，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这一著作，就是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的《革命军》。

《革命军》全书有两万余字，共分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之大义；七、结论。它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理论为基础，用通俗浅近的文字，犀利酣畅的笔调，论述了中国专制制度的罪恶和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宣传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

邹容《革命军》封面和正文最末页

《革命军》肯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进行的伟大事业，热情洋溢地赞颂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认为中国想要摆脱专制统治，取得与列强争雄的地位，必须奋起进行革命斗争。

邹容在分析革命的原因时，还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全面的、淋漓尽致的抨击。他坚决反对改良派的保皇立宪主张，认为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就只有革命，推翻清政府。怎样进行革命？邹容提出了“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的主张。所谓“革命之教育”，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和政治法律观念，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养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辞之气概”，“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所谓“革命必剖清人种”，就是必须分清敌我，“内有所结，外有所排”，启发民族觉醒，反对民族压迫。所谓“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就是要人们站起来，反对“忠于君，孝于亲”等封建伦理。只有打破这些精神枷锁，争平等，争自由，做国民，不为奴隶，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邹容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在《革命军》中他提出了革命建国纲领二十五条，作为奋斗目标。其主要内容是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的新政权，实行议会制度，参照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和法律。他在这本书的最后，号召人们为祖国抛头颅，暴肝脑，与清朝封建统治者“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并且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www.xing528.com)

《革命军》犹如暴风雨前的一道闪电，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它摇撼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划清了革命派与保皇派的界限，使革命派阵容更加整齐。它那烈火一样的文字，奔放的革命情感，激励着人们的心弦。因此一出版就不胫而走，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尤其为广大热血青年所喜爱，总发行量达一百多万册，成为清朝末年最畅销的书籍。

《革命军》问世不久，为了驳斥康有为在1902年春天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过很大作用的又一篇重要历史文献。顽固坚持保皇立场的康有为认为，中国只能实行立宪，不能进行革命。这是因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耽”。章太炎用历史事实对此进行论证，指出要改变专制政体，使人民取得政治上的权利，流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不仅进行革命是如此，实行立宪也是这样。英、奥、德、意各国都是经过多次的暴动，人民才取得自由议政权利的。

“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中国人还没有进行革命的资格，这是康有为反对革命的另一个理由。章太炎批驳说，人的智慧，是从斗争中产生的。现在人民的知识不必用别的事情来启发，只用革命就能启发了。章太炎的结论是：“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对中国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

章太炎又针对康有为称光绪皇帝“圣明英武”，一旦复辟秉政，立宪肯定无疑的饰词，严予驳斥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是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敌”，根本不是什么“圣明”。他指出，光绪徒拥皇帝之虚名，根本没有实行立宪的权力和能力。不然的话，为什么在戊戌变法时，连他自己也被幽禁瀛台呢？章太炎还一针见血地揭露康有为散布这些谬论的用心，无非是为了向满族贵族表明自己忠贞不贰的心迹，等到慈禧太后一死，光绪皇帝上台执政时，不仅工部主事可以起复，内阁军机之位也可以觊觎，其目的是十分自私的。

章太炎是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场上，对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的种种言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对于革命斗争给予热情的讴歌。这篇文章说理透辟，战斗性强，所以流传相当广泛，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它同邹容的《革命军》一样，也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意识，特别是在满汉关系问题上，流露出不少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还没有把斗争的锋芒对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他们对列强的侵略本质认识是很不足的，所以在这方面对康有为的批判就缺乏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