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学校推动派游学，近代中国80年变革

清朝统治全国后，沿用前朝的教育制度，以传统的儒家典籍作为士子主要的课本，引导士人读死书，死读书，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科学的进步。因此，许多有识之士都积极倡议创办新式学校，改革学校教育和取士制度。特别是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更把此作为变法的一项关键性的内容。康有为在1898年提出的《请开学校折》中，建议采取日本的方法，设立小学、中学、专门高等学堂和大学。在同年奏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则规定把学校分为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三级。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清政府为了满足办洋务的需要，曾经设立过一些专门性质的学校。新式的普通学校是从1895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创办“西学学堂”开始的。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同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蚕学馆，次年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等。在义和团运动以前，中国既没有统一学制的规定，也没有系统的学校制度。

1901年，清政府装模作样地要实行“新政”。这年6月，张之洞和刘坤一建议“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⁴⁾以后，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联名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认为要培养人才，就要兴办学堂，除此而外，别无他途。只是因为各省学堂的设立尚未普遍，所办学堂也未必全部合格，所以他们又提出，“乡会试中额，请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会试”。⁽⁵⁾

在改革教育的问题上，清政府继续采取了一些措施。1902年初，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添建校舍，广购书籍和仪器，并附设译书局（一设北京，一设上海）。特派于式枚为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吴汝纶为总教习，张鹤龄为副总教习。先设预科，分政科、艺科两门，又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各处学生达一千余人，从而使这所大学初具规模。张百熙拟订了大学、中学、小学以及蒙学等章程，由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颁发全国，这就是所谓“壬寅学制”。但因不够完备，所以并没有实行。

1903年清政府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它所规定的学制，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根据这个学制，学校分为七级：蒙养院学制为四年、初等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五年，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各三年。大学中又设通儒院（相当于研究院，大学毕业始许入学），学习年限为五年。学生从三岁起到通儒院毕业，总共学习二十九年。与各级学校并行的，还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及优级师范学堂（高等教育性质）。此外，还有为新进士设立的进士馆和为已仕官员设立的仕学馆等，属于高等教育性质。这个学制虽然规定的学习期限太长，但在组织形式方面却较完备，对后来的学校教育制度有很大影响。

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教育方面的变革并没有完全按照清政府的计划进行。1905年9月，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会衔上奏，认为递减科举中额，期以三科减尽，已经缓不济急，要求立即停止科举。清政府随即颁发谕旨，“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修止”。⁽⁶⁾这一年12月，清政府又谕令成立学部，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机关。(www.xing528.com)

清政府的变革教育，主要是废科举，立学堂，改变教育的组织形式。它的教育方针，仍然是早先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货色。正如张之洞和刘坤一所说的那样，“看似无事非新，实则无法非旧”。⁽⁷⁾但是，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终究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而广设学堂，遍采西学，也都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政府还先后派遣青年和官员出国留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因为风气未开，反对者众，所派的人数并不多，所去的国家也不广。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许多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大声疾呼，要求派遣留学生，寻找民族自救的门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不到三十年就强盛起来，这对中国的影响更大，所以从1896年开始，清政府便派了十三名学生到日本留学，到了1898年，清政府又命令各省督抚选派青年留学日本，并作为一项固定的政策。1901年以后，官民中要求留学日本的呼声更加高涨，清政府便顺水推舟，通令各省迅速选派，并奖励自费留学，学成回国，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各项出身，而且还让出使大臣留心察访华侨子弟就近留学，学成归国，经过考查，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衔，予以任用。因此，从1901年开始，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急剧增加。

无论是在国内新式学校中还是在留学生中，清政府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为己所用的人才，反而出现了一大批不同于八股士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接受新知识，富有政治敏感性，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中起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