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席卷京津，近代中国八十年揭秘

义和团一类民间秘密组织，早在京、津和整个直隶活动。山东义和团兴起之时，邻近地区如直隶南部故城、景州、东光等地的群众，也设坛练拳，展开了反洋教斗争。1899年在景州一带，义和团动辄可以集众千百，有些州官对当地的义和团也奈何不得。

1900年春，由山东进入直隶的义和团，与当地团民联络一起，毁铁路、断电线、焚教堂，队伍迅猛发展。“京畿东南各属，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⁶⁾有的村庄且改名为“义和庄”。5月，义和团逐渐分成东西两路，向京、津前进。东路沿着大运河北上，向天津进发；西路经芦汉铁路涌往北京。

义和团在前往天津途中

东路义和团向天津进发途中，虽然遭受吴桥知县劳乃宣和驻沧州的清军阻击，损失很大，但仍坚持斗争。西路义和团冲破清军的围堵，支持各地群众打击教会反动势力，沿途一面开展斗争，一面发展队伍。

在山东义和团向京津进军的推动下，定兴、涿州、新城、涞水、清苑一带，迅速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这时天津附近的静海地区，形成了张德成和曹福田为领袖的两支义和团队伍，有团民两万多人。在保定地区，乡野村庄，无不有坛。到5月底，义和团完全控制了保定城。

义和团在直隶境内迅速发展成燎原之势。据目睹者记载：“拳民聚集既众，而新附者尤络绎不绝”，“头裹红巾之辈，触目皆是，致红巾价格为之顿昂。”⁽⁷⁾中外反动势力对义和团的声势，惶恐不安。资本主义列强政府和各国驻华公使，不断警告清政府，要尽快“剿灭”义和团。1900年5月，直隶总督裕禄派副将杨福同率领清军前往涞水镇压。义和团二三千人预先埋伏在定兴县境的石亭地区。22日清晨，杨福同带领一队清军路经石亭时，被蜂拥而起的义和团层层包围。该地沟道纵横，马队无法逞凶，清军七十余人被消灭。杨福同见势不妙，企图突围，被团民用长矛连刺受伤，被砍死。27日，义和团数千人又乘胜攻占北京南面的重镇涿州。这时，涿州附近的义和团群众，已达数万人。裕禄急忙调遣聂士成统率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武卫前军，前往镇压。义和团为了阻挡这支清军南下，拆毁了从高碑店到琉璃河的一段铁路，烧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等地的车站、电线杆。不久，又逼近并开始陆续进入北京城。

还在1900年初春，北京城里就有少量义和团民在暗中活动。他们张贴匿名揭帖，揭露一些官史“误国殃民”“趋炎附势”，残害同胞；号召人们练习义和神拳，万众一心，赶走侵略者，“保护中原”。从4月下旬开始，北京西南郊的黄村镇等地，逐渐成为义和团民集结的场所，并就近向北京市区渗入。到5月间，从周围地区进入京城内活动的团民，日益增多。

6月上旬，北京邻近各县的义和团，头裹红巾，腰扎红带，手执大刀长矛，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地进入北京。守城的清军士兵，受到义和团的影响，同情义和团的斗争，往往不阻拦团民入京，甚至替团民喝道开路。到6月中旬，慈禧太后等眼看一时“剿灭”不了义和团，就改变了对付义和团的策略。因为义和团轰轰烈烈地在京、津活动，势必危及清政府的统治和王公贵族的安全。于是慈禧太后等由一意主“剿”改为主“抚”，即暂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以便控制利用。(www.xing528.com)

义和团成为“合法”之后，更成群结队地进入北京。北京的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甚至许多清军的士兵，也纷纷加入义和团。不久，北京全城设坛一千左右。到6月底，在京城内外的义和团团民，已达三万人。他们经常三五成群，持刀执械，游行街市，高呼“灭洋”的口号，警告媚“洋”的官吏，禁止买卖洋货。他们把“洋油”（煤油）倒掉，把“洋油灯”扔掉，还把前门大栅栏的老德记西药房放火烧掉。许多商人唯恐遭到惩罚，赶忙换掉店铺的“洋”字招牌，“洋药店”改为“土药店”，“洋货店”改为“广货店”。

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各国驻京的使馆人员，更成了众矢之的。他们麇集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不敢外出，感到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昔日威风如虎，今天胆小如鼠，甚至自比“笼中之鼠”，日夜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遭遇大难，惶惶不可终日。一般平时媚外的人，也被义和团作为“二毛子”“三毛子”，加以鄙视和处罚。

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声中，清政府的整个行政机构几乎都处于瘫痪状态。皇宫、衙门、王公贵族的住宅，都有义和团团民入驻；京都城门、交通路口，日夜都有义和团团民盘查可疑的行人。在一段时间里，北京简直成了义和团的天下。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一大基地。帝国主义在天津旧城东南的紫竹林一带建立了租界，海河两岸有他们的教堂、洋行、银行、码头、工厂，外国传教士、领事、商人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在这里横行霸道，早已激起天津人民的无比愤怒。1899年，天津义和团就散发揭帖，号召群众投身反帝斗争的行列。“洋人洋人，害死咱们，修了铁路，运走财宝”。当时中国的老百姓，还只是从自己切身利害中直观地认为教堂、铁路、电线、轮船这类东西，给自己带来了无穷苦难，把仇恨都集中倾泻到这些东西上去。1900年4月，天津义和团发出揭帖，勒令教堂的人在一周内全部离开。5月间，天津各处遍贴匿名揭帖，提出要挖铁路、砍电线、毁轮船，打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把侵略者统统赶出中国去。

从山东沿运河北上的义和团，到6月间成群结队地进入天津。张德成、曹福田等著名首领，也相继入津。天津义和团很快发展到几万人。他们手持刀枪，高呼口号，游行示威，焚教堂，攻海关，砸监狱，使中外反动势力威风扫地。清朝官吏在街上遇见义和团，坐轿的只得下轿，骑马的只好下马。一天，镇压过义和团的清军提督聂士成，骑马过市，正好迎面有一队义和团百余人走来。他们一见聂士成，立刻举刀上前，吓得聂士成跳下马来，绕路逃窜。在这种形势下，直隶总督裕禄也束手无策，不仅礼遇张德成、曹福田等首领，甚至还把号称“黄莲圣母”的红灯照首领林黑儿迎入官署，朝服礼拜。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不断发出出兵镇压的叫嚷，北京和天津的义和团都加紧制造刀矛，练习武艺。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等处铁匠铺，日夜赶制杀敌的武器；在天津，铁炉遍于街巷，炉火刀光和义和团旺盛的斗志相辉映，整个京、津地区充满战斗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