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口号与组织：近代中国八十年

与太平天国或绝大多数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同，义和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或严密的领导机构，也没有为全体服从和公认的领导人。在平时，义和团群众与其前身义和拳一样，仍以自然村为单位，各自设立“坛口”或“拳厂”，作为习武、练拳之地，由大师兄、二师兄等带领。有的地方，在“坛口”上还设“总坛口”，其首领称为“老祖师”或“老师”。遇事时，由几个邻近村庄的“坛”“厂”临时结成“团”，再由几个邻近的“团”结成大“团”，各以八卦中的某一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作为自己的团名，其中乾字团、坎字团人数最多。各个大团，有各自不同的旗帜、服装。在作战时，一般设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哨队等名目指挥，十人为一班，用三角小旗，十班为一大队，用方形大旗，中间写有“令”字。全团大旗是锯齿形，上写“义和团”三个大字。

义和团的成员以青少年为主，有很多妇女也参加义和团，青少年女子的组织叫“红灯照”，中年妇女入“蓝灯照”，寡妇入“砂锅照”，等等。其中“红灯照”以穿红衣、提红灯为标志，是妇女中的尖兵。

义和团也无明确统一的理论，它一般是以各种圣贤神仙之类作为自己的信仰。这是因为，义和团运动是在当时极端严重的民族危机下急速兴起，事先缺乏由少数先进人物进行理论的准备。正如瞿秋白所分析的，它“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这种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²⁾所以，各地义和团群众根据自己从小说、戏剧等方面接触到的各种神仙或被神圣化了的人物，作为自己崇拜、信奉的偶像，借其“神威”来鼓励斗争，解释遇到的一些问题。所谓“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³⁾。这些，不外是从《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等民间流行的小说、戏剧中，借来的“神”“圣”，作为号令群众的理论武器。在作战的时候，还往往“焚香佩符，念咒降神”，以求神佑，相信可以刀枪不入。

毋庸讳言，义和团的组织、理论及其某些斗争方式，如笼统的排外，包括把一些地名改为“切洋街”“断洋桥”等，都有明显的落后性。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掠夺，使广大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苦难，对帝国主义充满无比痛恨；而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尚未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在酝酿中，影响甚微，维新派搞的变法运动则已经失败。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广大农民等下层群众，自发地掀起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他们由于长期受统治阶级施行愚民政策的影响，由于受残酷压迫、剥削而没有文化，因而很自然地会出现这种笼统排外、组织分散和以神道观作理论等落后的状况。(www.xing528.com)

尽管没有统一的组织，义和团的纪律却是严明的。他们一律遵守坛规，以“灭洋人，杀赃官”为目标，不论谁都“不准抢掠爱财”，“夜间席地而卧”⁽⁴⁾，出外行动时皆“自备口粮，毫无滋扰”。⁽⁵⁾连清政府的上谕也承认清军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义和团则“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支持义和团。斗争的正义性和严明的纪律，使义和团战士深得人心，很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兴起，义和团的口号由其前身义和拳的“反清复明”，相继在各地改为“扶清灭洋”或“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由“反清”到“扶清”，客观上反映了这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极端尖锐和突出，因而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相对地暂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了。从主观上说，首先是由于义和团以神道作为主要的理论武器，这就必然严重地限制了自己对斗争的对象、任务等问题的清醒认识，也必然无法与封建统治阶级划清界限，特别是对于清朝统治集团中那些同样崇奉仙佛鬼怪及神汉的顽固派，在思想上就存在互相沟通的基础。其次，由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和行动，与清朝统治者中当时掌权的顽固派仇洋的态度也不无近似之处。虽然他们“仇洋”的原因、出发点或有不同，但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在从事“灭洋”斗争的时候，不可能不与清朝顽固派发生联系，甚至有可能产生助其摆脱外来势力的影响和干扰的善良愿望。所以，义和团在宣传中，曾提出过“上能保国，下能安民”，“除灭鬼子保大清”之类的口号。

义和团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因提出“扶清灭洋”而完全放弃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有的义和团仍然不听清廷的指挥，连慈禧太后派去领导义和团的大臣载勋、刚毅，也不敢问。但无论如何，义和团普遍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表明当时从整体上说，义和团暂时不把清政府作为主要斗争对象，这终究容易使团众放松对清政府的警惕，也给清朝统治者借以欺骗和控制，有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