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八十年：变则存，不变则亡

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受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仇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在中央以慈禧太后为首，有荣禄、刚毅、徐桐、许应骙等贵族和官僚；在地方是大多数省区的督抚和诸如王先谦、叶德辉、苏舆等劣绅。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和一度混迹于维新行列的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很快同封建顽固势力勾结在一起。

在变法运动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同顽固派就下列主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第一，要不要变“祖宗之法”。顽固派认为，三纲五常、诗书礼教这些所谓“大道”，都是世上最完美的东西，中国只要守住这些“祖传”的“大道”，就足以对付一切复杂的变故；如果改变“祖宗之法”，非但政事无可依循，而且还会“祸乱”国家。徐桐是反对变法的老顽固。他把数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连路遇西式建筑物也要绕道走，他甚至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维新派援引中国古代关于“变”的哲学观点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批驳顽固派。他们列举当时变化着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自然现象，论证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变的，“变”才是“天道”，“变”才是“天下之公理”。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证明了，只有“变”才能强盛，不“变”只能衰亡。

1898年1月，康有为同荣禄、李鸿章曾经有过一场激烈辩论。当时，因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法图强的具体计划。光绪皇帝准备召见，但被顽固派阻挡，改由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重臣出面，在总理衙门代为“问变法之宜”。

一开始，荣禄就叫嚷：“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反驳说：“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疆土的，今天祖宗留下的疆土也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呢？就像这个总理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里规定的！”“因时制宜，诚非得已。”驳得荣禄哑口无言。当康有为谈及变法应从改变法律和官制入手时，李鸿章别有用心地质问：“难道朝廷中六部都要裁撤，一切法制都要抛弃吗？”康有为据理辩驳：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现行的法律和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中国危亡的，都是这些旧法，理应废除。即使一时不能全部办到，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第二，要不要废“八股”、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八股”考试制度始于明朝。八股文的试题，都来自儒家经籍“四书”的原文，立论要以朱熹的《四书集》为依据。封建统治者借此引导读书人埋头“圣人书”，搞那些望文生义的僵化学问，培养一些除了“学案几部”“语录百篇”以外，什么也不懂的封建卫道者。顽固派反对西学，坚持八股取士制度。因此，维新派在宣传变法的过程中，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指责八股取士是导致中国贫弱落后、不文明的一大根源。严复更指出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国。(www.xing528.com)

维新派不仅反对八股，而且反对整个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他们批评这种文化教育制度，只求背书而不求义解，读的书越古越好，完全脱离社会现实，造成乡里子弟读书十年，还不会写一封信；所谓“通人学士”，一里有多少长也回答不出。因此，维新派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变法，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⁵⁾把废除科举、八股，同创立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制度、大讲西学、培养和使用人才联系了起来。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扎实地做了一些提倡西学，改革文化教育制度的好事。例如，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商务印书馆和各地许多新式的教育机构，都是在这时创办的。他们的宣传和活动，打破了文化教育界僵死沉寂的局面，知识界纷纷走出辞章考据的牢笼，倾慕西学。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众多的知识分子群敢于放眼看世界，追求新思想的新气象。

第三，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这是双方论战的核心问题。顽固派死抱着君主专制制度不放，诅咒提倡平等、民权是“禽兽之行”，诬蔑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⁶⁾，胡说主张民权就会引起天下大乱。

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论，批驳“君权神授”。如谭嗣同认为：民为本，君为末，君主办不好事情，就应该废除他，这是“天下之通义”⁽⁷⁾；两千多年来统治中国的，都是专制暴政，所谓国君，正是窃国大盗。维新派的结论是，君主专政，百姓仰官如鬼神，就是中国贫弱、落后的一个根源。

维新派反复强则“兴民权”、“开议院”的重要性，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其富强的根本。康有为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论述和提及这一问题。他还专折奏请定宪法、开国会，认为这是“治国之大经，为政之公理”，只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⁸⁾康、梁等人变法的目标，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为此，他们就需要一定的政治权力。当时他们虽然还不主张在中国实行共和制度，但是正式提请皇帝实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两大政体之一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仍然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当时起到启蒙作用。

通过这场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学习西方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使许多人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一种信念：“能变则存，不变则亡”。经过这一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一代新的、更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在孕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