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联人材：开创近代中国风气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春天，甲午战争已近尾声，恰值清政府定期选拔进士的举人会试。康有为和他的门生梁启超、麦孟华同各省举人，怀着沉重的心情，云集北京应试。4月17日，康有为探知《马关条约》的一部分内容，大为震惊，立即叫梁启超去发动和联合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拒绝批准。各省举人闻风而动，纷纷到都察院上书。几天里，都察院前车马盈门，人群纷集，一时议论沸腾，激起了反对《马关条约》签约的巨大声浪。

举人们的爱国热情，使康有为受到极大鼓舞。他决定联合在京的所有举人，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上书，为变法造成声势。于是，他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一封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第二书）。书中指出：割弃台湾，民心离散，必将导致土崩瓦解，其他列强必将接踵而来。要求皇帝当机立断，实行“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²⁾四项大计。其中前三项都是“权宜应敌”的策略，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书中分析世界大势，指出现在必须“以开创之势”，而不是“以守成之势”治天下，要更新百度，不要墨守旧章。在经济和教育方面，应该推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在政治生活中，主张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由士民公举一个有才学的“议郎”（即国会议员）。“议郎”供皇帝咨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均由议郎讨论决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即付诸实行。这次上书，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实行作为资产阶级政权形式之一的君主立宪制度，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初的政治纲领。

5月1日，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开会讨论，有一千三百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名。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以“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考的代称）。2日，递到都察院。都察院推说《马关条约》已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行动，它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过问朝政的压制。这次上书，是资产阶级改革思潮转变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标志。上书的内容很快被传抄印刷，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维新思想也随之传播。

“公车上书”后的第二天，会试榜发，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但他没有就职。5月底和6月底，康有为又写成上皇帝第三书和第四书，进一步强调必须尽快变法维新的道理，并在第四书中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光绪皇帝读到第三书，感到所述变法的主张，符合改变国家贫弱状况和巩固清朝统治的需要，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于是，维新派开始取得皇帝的支持。

康有为的维新活动，一开始就抱住孔子的理论权威和皇帝的政治权威，固然表明他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斗争策略。康有为等在活动中，为了打开局面，决定从制造舆论、组织团体入手，以“广联人材，开创风气”。

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一种刊物，初名为《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文稿，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鼓吹维新。每期印一千份，附在专载诏书、奏章的《邸报》传递，免费送给在京的官员阅读。后来增印至三千份，在官僚士大夫中逐渐引起注意，使他们每天都能闻所未闻，“舆论渐明”，“亦渐知新法之益”。⁽³⁾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刊物。

在这同时，康有为向那些同情和支持变法的官僚游说组织学会。8月，由文廷式出面，组织以挽救时局为宗旨的“强学会”，会员除康、梁外，有文廷式、陈炽、杨锐、江标等数十人，连袁世凯也列名参加。户部主事陈炽被推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强学会是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阵地，是一个寓政治于学会之中的组织。它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说。在维新思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翁同龢、孙家鼐出面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大官僚捐款充作经费，甚至李鸿章也想捐款挤进该会，但被拒绝。英、美驻华公使和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传教士，也以各种形式表示支持维新派的活动。

1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分会。当时，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活动的维新派人士张謇、陈三立、汪康年、黄遵宪、章太炎等人，都相继参加。1896年1月，出版了《强学报》。这时，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强学会会员，有五十人左右，大致包括资产阶级维新人士、帝党官僚、依附洋务派的官僚或名士、居于赞助地位的大官僚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其中，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起着核心作用。

随着变法维新呼声的高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也就愈加嫉视。1896年1月，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上奏疏攻击强学会结党营私。慈禧太后立即借此下令查禁《中外纪闻》，封闭北京强学会。接着，上海强学会也被解散。那些见风转舵的官僚，纷纷宣布退出强学会。可是，已经兴起的思想潮流并未被阻止或打退，维新运动继续由北京、上海向全国各地扩展。

这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编辑。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后来取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1889年中举。进入万木草堂后，他追随康有为走上维新救亡的道路。梁启超以充沛的爱国热情和犀利的文笔，写了大量论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成为康有为得力的助手。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鼓吹维新的著名论文，深受知识界的欢迎。几个月内，《时务报》销数增到一万多份，风行海内，成为影响全国的维新派喉舌。康、梁的名声大噪，变法维新的理论也得到广泛传播。

当京、沪的维新活动渐趋高涨的时候，广东、湖南的维新活动也很快开展起来。康有为回到广州后，除了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还一度去香港、澳门和广西桂林活动。1897年2月，他在澳门发起创办《知新报》，由其弟康广仁、门生徐勤主编，成为华南鼓吹维新的重要报刊。(www.xing528.com)

甲午战争后，湖南的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便开始创立学会，宣传变法。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愤慨万分，与同乡好友唐才常等在家乡筹办革新事业。他发愤钻研中西学问，于1897年初写成《仁学》一书，怒斥三纲五常“箝制天下”，杀人灵魂；否定“君权神授”，反对专制制度；声言要冲决伦常和君主之网罗，表示要同封建束缚决裂。在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和徐仁铸等的支持下，湖南新政日益发展。1897年10月，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梁启超应邀担任总教习，唐才常、谭嗣同等人任分教习。梁、唐、谭等在时务学堂广泛介绍西学，宣讲变法理论，批判传统的旧学和专制制度，反映了他们的民主思想。

梁启超

1898年2月，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下，湖南创办了南学会，在长沙设总会，各府、厅、州、县设分会。总会每七日集会一次，讲演世界大势和政学原理。在他们的努力下，原来被顽固派看作“安静世界”的湖南，出现了“人人皆言平等”，“观听一新”的勃勃生机。一批年轻的维新志士，在湖南涌现出来。除了谭、唐之外，还有林圭、蔡钟浩、李炳寰、傅慈祥、田邦璿和蔡锷等人，后来都成为献身于救国事业的著名人物。

在天津，1897年秋冬，严复、夏曾佑等人创办《国闻报》（日报），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要求中国仿效西方，变法自强。严复（1854—1921），字又陵、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1877年3月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6月回国后，长期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甲午战争后，鉴于形势危迫，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四篇论文，宣传维新，鼓吹改制。他毕生“致力于译述以警世”，⁽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思想与文化名著，用以救亡图存的翻译家。

严复最负盛名的是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赫胥黎的第九卷文集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其中前两部分专讲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把它译为《天演论》。赫胥黎用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原理，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基本论点是：生物是进化的，不是万古不变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这一竞一择，就发生了生物的进化。这种生物进化的发展规律，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和种族与种族之间，也同生物一样是相互竞争，只有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

严复在英国留学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盛极一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在《天演论》中每翻译完一篇，即加上按语，借题发挥，发表自己的意见。按语之长，往往与译文不相上下。1895年初，他译成后，先在《国闻报》的增刊《国闻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4月，又正式出版。

《天演论》前半部讲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唯物的；后半部讲的是斯宾塞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唯心的。因为这种用生物进化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在西方，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为弱肉强食的殖民政策服务的。但严复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出发，用来激励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所以，《天演论》像洪亮的警钟，一阵轰鸣，震动了全国。这主要是由当时严重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天演论》正式发表和出版时，正是瓜分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等，都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抢夺筑路权，中国的锦绣河山快要被瓜分完了。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这时都这样问：中国真的要亡国了么？还是仍可奋发图强呢？

严复的《天演论》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告诉人们：中国真是危险，侵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无论在力、智、德哪一方面，都比中国强。根据达尔文“优胜劣败”的规律，中国如果墨守成规，就逃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但是，《天演论》又告诉人们：强与弱是可以变化的。只要人为努力，可以与天争胜，而且“终将胜天”；只要“人治日新”，国家就可以永存，种族就可以不堕；只要变法维新，就可能“转祸为福”，中国仍然可以得救。《天演论》讲的这些道理，既给人们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又使人们看到可以争取的民族复兴的前景，从而鼓起了信心。就这样，《天演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迅速风行海内，成了一般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理论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部分内容

在康、梁这些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已逐渐形成。据统计，到1897年底，全国出现了讲变法自强的政治性学会三十三个，新式学堂十七所，报刊十九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三百所以上。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和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变法维新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