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派的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演变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著书立说，在揭露时弊、批评洋务运动和宣传变法的必要的同时，还不断地提出一系列有关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随着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人数的增加，和中国社会内、外危机的加深，他们的改革呼声也与日俱涨，改革的内容也日益扩展。到中法战争前后，形成社会思潮。他们各人之间，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变法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归纳言之，在经济上主张让民族资本顺利发展；在文化教育上主张废八股、办学校；在政治上主张用君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

在经济上，早期改良派反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控制。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总是先有富才有强，富了就必然会强⁽¹⁶⁾；而要达到富，就得大力发展商业和工业。所以，他们极力宣传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把它说成是各业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¹⁷⁾，亦即商业的发展能大大促进农业、工业的发展，也能推动文化技艺的发展。他们还特别指出，西方国家之富强，就是靠的发展商业：“平时谋国精神专在于藏富于商”⁽¹⁸⁾。基于对商业重要性的认识，他们提出了“商战”的口号，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¹⁹⁾。正像十五六世纪英、法等国产生的重商主义反映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一样，早期改良派的这些重商主义理论和主张，反映了当时中国新生民族资本的发展要求。

早期改良派认识到，要发展商业和使国家富裕，还必须发展工业，“工者，商之本也”。因此，他们要求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去掉对民族资本的限制，兴办各类工矿交通事业，诸如建纺织厂、造船厂，兴建铁路，开发煤铁五金和发展各种机器制造工业，以及设立银行等，并主张所有这些工矿交通事业，皆听民间自办，政府不要限制，反对洋务派的垄断。他们痛斥顽固派所谓“机器夺小民之利”，即采用机器生产会使大量人民失业的说法，是“饥寒”“困厄”人民，是使中国人民永远贫穷的谬论。指出使用机器生产，无非是利归中国自己的富商，而不用机器生产，却是让中国的利权归于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尚可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利归西人则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后患不可言者矣！”⁽²⁰⁾

为了发展商业和工业，早期改良派力主改革税制，包括废除厘金制度，改革海关税率；力主保护和促进对外贸易，创办保险事业，实行专利权，以及主张派遣能工巧匠出洋学习先进技艺，以便回国推广等。他们也重视农业的发展，提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通过“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等办法，来发展农业。⁽²¹⁾

可见，早期改良派在经济上的改革主张，是要在商、工、农各个领域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把中国逐步改革成资本主义式的国家。

在文化教育上，早期改良派对中国的八股取士和现行的教育制度强烈不满。他们指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国侵略下“创不谓不巨也，痛不谓不深也，而尚聚讼于汉宋，桎梏于八股，湛溺于声律，规抚于楷法……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²²⁾因此，他们竭力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以经世之论，即试以与当前实际相关的学问；而且主张不但文人如此，武官的考试亦应如此，文武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²³⁾他们还力主改革教育，兴办学校，把办好学校教育作为治国大本：“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²⁴⁾认为西方各国“所以勃兴之本原”，就在于有兴盛的学校教育。为此，他们提出多设学校，广植人才，在文武科举考试中另设一科，专考西学。并首先令各直省建设西学书院，学习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农政、数学、化学、物理、医学及各国语言文字、政事、律例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在政治上，早期改良派针对清朝内政腐败的情况，提出各种改革主张，如清仕途、裁冗员、废捐官制、整顿监狱、改革律例、安置旗民和游民，破除资格以广求人才，等等。而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改革主张，是他们要求采用西方国家君主立宪的议会制政体，来代替中国君主专制政体。这是早期改良思想与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最大区别，也是早期改良派对洋务派的重大发展和区别。

较早注意到西方议会制政体的，是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马建忠在1877年夏从欧洲写给李鸿章的信上说，他初到欧洲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²⁵⁾这里，已注意到议会政体对西方诸国富强的重大关系。但是，马建忠接着又谈到，他后来在西方议院里经过实地观察，了解到这种制度的虚伪性，因而并不赞赏在中国也实行之。

对西方议会政体给予高度赞赏，并主张在中国实行的人中，王韬是较早的一个。他在1883年时说：西方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类型的国家制度，以君民共主为最优越。因为它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因而其国“内无乱，外无侮，国本有若苞桑磐石之固”⁽²⁶⁾。这里所说的民主和君民共主，都是西方的议会政体。

到中法战争以后，早期改良派对西方议会政体的提倡更加积极了，其中郑观应是最具代表的一个。他在《盛世危言》中说：“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在他看来，只要实行议会制度，“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职，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²⁷⁾这里把西方的议会制说得简直尽善尽美，是对资产阶级政治不符事实的美化；但其目的在于希望中国能采法议会政治，代替已严重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专制制度。

早期改良派虽尽力美化西方的议会政治，但并不主张采行相对来说更加“民主”一些的法、美式的民主政体，只主张采行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所以君主、民主皆不行，惟独君民共主最理想：“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²⁸⁾

早期改良派从政治体制上着眼来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现状，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学习西方的深入。他们的要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但他们不愿采行美、法式的民主政体（尽管那也仍是少数人有权、多数人无权的民主），而只要求英、日式的君主立宪，仍把君权看得凌驾一切，神乎其神。这同他们“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总原则，和把三纲五常之类视为永不可变的“国粹”一样，表明了在政治上对封建主义的依恋、妥协。

除了上述经济、文化、政治等的改革主张外，早期改良派还在军事、外交、社会习俗等方面，提出各种改革意见。所以，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早期改良派的思想都比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但尽管如此，早期改良派也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还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具体改革主张，尚未在哲学、政治学等方面，进行全局的理论建设。他们对西方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也重视不够，很少介绍，与此相应的是，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很少批判，甚至反而予以维护。这一切，均使他们的要求，尤其是政治上实行“君民共主”的要求，缺乏坚实的理论后盾。此外，他们一般只是进行宣传、制造舆论，还没有或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思想与行动未能有机结合。这些弱点，都是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非常弱小的反映。但由于早期改良思想家们的宣传、呼吁，使改革中国的要求，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潮流。这就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作了舆论的准备，也是早期改良派的主要历史功绩。

(1)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4页。

(2)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93页。

(3)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 1890年》，第458—459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

(4)　《东方杂志》第1卷第9期（光绪三十年九月），时评《教会兴学》。

(5)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

(6)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善驭夷议》。

(7)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8)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www.xing528.com)

(9)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治中》。

(10)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拟设翻译院书议》。

(11)　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

(12)　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盦全集·海外文编》卷2。

(13)　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

(14)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

(15)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5，“英欲中国富强”“六朝将混为一”等文。

(16)　见薛福成：《庸盦全集·海外文编》卷3。

(17)　薛福成：《庸盦全集·海外文编》卷3。

(18)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116页。

(19)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盛世危言·商务》。

(20)　薛福成：《庸盦全集·海外文编》卷3。

(21)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22)　汤震：《危言·书院》。“汉宋”即汉学、宋学，此指经古文与经今文之争。

(23)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上》。

(24)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

(25)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26)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3页。

(27)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28)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