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主义的兴起-近代中国八十年

直到甲午战争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传教士，所传播的上述各种西学，大多还是零星的和粗浅的，有的甚至是歪曲的。特别是关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创立的哲学、政治、伦理等方面的学说，都还没有翻译介绍过来（这要到甲午战争后，才由严复系统译介）。尽管如此，西学的逐步传入，仍然对那时的中国人，起了启迪思想的作用，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希望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的现状。这些人便成为早期改良派。

继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冯桂芬于1861年写了《校邠庐抗议》一书，进一步阐发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思想。他针对中国的内外形势，指出“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缓矣”⁽⁶⁾，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⁷⁾，亦即在保存封建制度及其纲常伦理的前提下，采用西学和西方一些具体的治国方策来达到自强。冯桂芬所理解的“诸国富强之术”，内容远比魏源所指的“夷之长技”广泛。他认为，中国当时在“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和船坚炮利等很多方面，皆“不如夷”。也就是说，这些皆为“诸国富强之术”，都是中国应当学习和改革的方面。⁽⁸⁾

针对上述情况，冯桂芬提出了范围广泛的改革建议，诸如改革科举、推广西学、裁汰冗官、简化律例、发展农桑、聘请外国技师设厂制造船炮，等等。这些情况表明：冯桂芬的思想，已比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发展。他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行将出现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人物。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控制、掠夺大大加强，形势迫使一些忧国之士更加深入地研究西方富强之道和中国贫弱之因。七十年代后，中国已产生了民族资本，但是它们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重重压制下，难以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七十年代中后期起，中国产生了一批要求广泛地学习西方，改革现行经济、文化、军事以至政治，让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人物。他们的要求，反映了当时新生的民族资本的利益。他们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著名的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汤震、陈炽、宋育仁、何启、胡礼垣、宋恕、陈虬、邵作舟等人。他们多半同外国资本主义，同本国的封建官府和洋务活动接触较多，对之了解较深，有的本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有的则是封建官吏。特殊的经历和地位，使他们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洋务运动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弊病，都有较深的认识，知道中国只有改革现状，尽快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适应世界大势。他们认为，西方富强是因“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这是它们的富强之“体”，即根本或基础；而洋务派热衷的“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即只是具体的手段，不是根本或基础。他们批评洋务派搞的一些东西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即忘了西方富强的根本，而只学了一些皮毛，因此不可能使中国富强。⁽⁹⁾他们谴责洋务派对民族资本的压制，其官督商办是“名为保商实剥商”。他们还指出，洋务派主持翻译介绍的西书，也是“或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成为书”。⁽¹⁰⁾(www.xing528.com)

早期改良派看到西方资本主义采行弱肉强食的政策，标榜的“公法”“公理”之类完全是骗人的；一个国家只有发愤图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公法何补哉！”⁽¹¹⁾所以，他们大声疾呼：中国当时已处在“宇宙之奇变，古今之创局”之中，只有努力自强才能生存下去。⁽¹²⁾他们还对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大胆揭露，以证明改革的刻不容缓；并论证“变”是历史的必然，指出“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¹³⁾从而驳斥了顽固守旧派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和反对变法的各种谬论。

尽管早期改良派希望改革现状，学习西方，使中国日臻富强之境，但是，由于他们多半同封建官僚和洋务派有密切关系，加以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尚在形成之中，力量还很微弱，因此，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洋务派以至与封建顽固派，还没有划清界限。例如，他们采取的变革原则是：“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¹⁴⁾这同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似；又如，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孔孟之道，是“万世而不变”的，或者说“纲常则亘古而不变”⁽¹⁵⁾，这也与洋务派以至与封建顽固派的认识界限不清。这些，都是他们在理论上、政治上的软弱，以及他们与洋务派有较深历史关系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