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外国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也起过重要作用。根据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西方传教士又取得了在华自由传教的特权，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雍正元年（1723年）的禁教令。从此，西方传教士又日益增多地涌入中国，其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人数，至1874年已有四百三十六人，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来华的，在1870年已有二百五十人。
近代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一般就是“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1)，他们在中国干了种种欺压人民、搜集情报、干涉内政等勾当。同时，为了向中国人灌输崇洋迷外思想，“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2)，传教士除在中国进行传教外，还进行设立学校、医院、报刊，翻译和出版书籍，吸收出洋留学生等文化侵略的活动，其中设立学校和出版书籍，对于西学的传播有较大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1890年在一次传教士大会上发言，认为：“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如果我们要对儒学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3)所以，外国传教士在办学方面花的力气很多，到1875年前后，在华的教会学校已有约八百所，学生约二万人；到1899年，教会学校增至二千所左右，学生增至四万多人。其中美国传教士在办学方面尤其积极，到八十年代末，在华美国教会学校，已有一千一百多所。
所有的教会学校都把宗教课作为主课，学生还必须参加各种宗教活动。长期的宗教熏陶和奴化教育，使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抵以教徒为最众，即有一二稍有智识者，亦大抵濡染西人风习，日以媚外为事，不知爱国为何物，则所选人才，亦仅供外人之使用而已”。(4)这个记载虽或有所夸张，但说明传教士在华办学所起的作用，对西方资本主义侵华活动是十分有利的。
除了宗教说教和奴化教育之外，为了培养能替外国侵略政策服务的人才，并使这些人在知识上超过中国旧式文人，以逐渐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势力；同时也为了垄断从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把它们纳入宗教的轨道，各类教会学校还开设一些近代自然科学或实用科学的课程，尽管为数有限，从而使教会学校出来的人，毕竟受到西学的濡染。(www.xing528.com)
传教士的译书和出版活动，对于传播西学所起的作用，较为明显。这方面的活动，尤以广学会为突出。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 1829—1890）创立于上海，至1892年改称“广学会”。这是近代史上外国在华设立的一个最大的出版机构，其规模和出版图书数，均远远超过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主持广学会时间达二十五年）一人所译著的书，大小就有一百多种。
广学会所翻译和出版的书刊，除大量属于宣传宗教的宣传品外，发行的《万国公报》，时间长，流行广，伴随宗教宣传也传播了一些西学知识，在思想上对维新运动颇有影响。还出版了一些近代数理化和天文、地理、公法、历史等方面的图书，其中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一本是由李提摩太翻译，于1894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另一本是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J．Allen, 1836—1907）编译，1896年出版的《中东战纪本末》。前者原为英国新闻记者麦垦西（Mackenzie）所著的一部十九世纪的欧洲各国史，记叙了欧美基督教文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史。李提摩太在翻译时，对原著常作歪曲取舍，并在译者序中攻击革命，鼓吹中国应“和异国”“敬善人”，亦即向西方侵略者屈服投降。但此书较详细地介绍了十九世纪欧美的历史，对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方各国有重要作用，因而曾被梁启超称为“西史中最佳之书”(5)。后者汇录了有关甲午战争的各种报道，林乐知在书中散布“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论调。但此书关于甲午战争的一些触目惊心的报道，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客观上起了警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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