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与影响

远在鸦片战争前二百多年，西学即已开始传进中国。1581年（明万历九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P．Matthieu Ricci, 1552—1610）到达中国，他以介绍当时欧洲的数学、天文、地理等一类学科，作为接近中国人的手段之一，并建议罗马教廷注意派遣有学问的教士来华。因此，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确有一些博学者，他们的译著，除大量神学书籍外，还有：《几何原本》前六卷（利玛窦和中国人徐光启合译），首次把欧几里得的数学理论介绍到中国；《万国舆图》（利玛窦撰），开始在中国传播世界分五大洲的学说；《职方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撰译］，这是在中国的最早一部世界各国地理志书；《远镜说》〔日耳曼耶稣会士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all,1591—1666）编著〕，介绍了近代光学；由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等人与中国学者合作，历时十一年完成的中国第一幅四十万分之一全国地图《康熙皇舆全图》，等等。

康熙末年，由于罗马教廷禁止中国信徒敬天、祭祖和尊孔，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康熙皇帝下令禁教。1723年清政府正式下禁教令，1757年更下令实行闭关政策。这样，从康熙末年起，特别是雍正以后，西方传教士在华的人数和活动，都大大减少。到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又趋积极，这时他们已更直接地为殖民主义侵华服务，像利玛窦那样有浓厚宗教气质的，已不复见了。同时，清政府长期推行闭关政策的结果，使西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迅速发展的学术文化，与中国人隔绝；清朝前期厉行文字狱的结果，又窒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这样，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科技文化，日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极为贫乏。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爱国者，看到中国封建统治的危机和西方侵略的威胁，主张改革内政，了解西方，学其长处。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者洪秀全，也从《劝世良言》学得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创立了“拜上帝教”，作为发动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理论武器。1859年，洪仁玕结合自己在香港时学得的一些外国知识，写成《资政新篇》，介绍并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和某些政治设施。这些说明：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客观形势下，鸦片战争后要求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渐渐多起来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为了适应中外交涉和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1862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次年又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也设同文馆。这些主要是培训外语人才的学校。在洋务运动开展过程中，各地还陆续开设了一批工艺学校、军事学校和其他新式学校。如1865年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66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的福州船政学堂，1879年设立的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1882年设立的上海电报学堂，1886年设立的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1887年设立的广东水师学堂，1893年设立的天津军医学堂，等等。这些学校，有的一开始就开设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或实用科学的课程。也有的如京师同文馆，虽属外语学校，后来也增设了外国史地、数理启蒙、代数、物理、几何、机器制造、微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国际法和地质矿务等课程，其所学自然科学虽皆浅尝辄止，但范围已相当广泛。因此，洋务运动期间通过这些新式学校的建立，传播了较多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西方史地、国情等方面的知识。(www.xing528.com)

上述学校中，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等，还兼设翻译机构，翻译和介绍西书。其中京师同文馆翻译的书籍，在三十年间共达近二百部之多，内容除了有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等之外，更着重于外交、世界历史和法典等。上海江南制造局也在1868年附设翻译馆，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持，着重翻译与军事、工程有关的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书籍，也有少量史地政法方面的书，至1880年已译一百五十六种（其中十二种未译完），出版九十八种，发行数超过三万本，到二十世纪初已出版至一百七十八种。该馆还发行《西国近事汇编》（又称《中西记闻》），是一种译介外国时事政治的读物，起了新闻纸的作用。

洋务运动期间，还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和美国学习。在这之前，容闳已于1847年至1854年留学美国，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他回国以后，怀着使祖国独立富强的愿望，积极宣传学习西方。他向曾国藩提出设立机器厂和派遣留学生的建议，受到重视，经几度周折，清政府于1872年开始，派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学，连续四年，至1875年止共派去一百二十人。接着，福州船政学堂也在1877年派遣三十几名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这些赴欧美留学的学生，有的在留学期间用心考察西方社会，回国后努力介绍西学，严复就是1877年被派赴英国留学的；有的在学习回国后，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如詹天佑。留学生的派遣，扩大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清政府与外国的交往日多，开始陆续派外交使节赴欧、美、日本等国。他们回国后，有的人将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撰成书和文章，予以介绍，如郭嵩焘《使西纪程》（即《英轺纪程》）、黎庶昌《西洋杂志》、李凤苞《使德日记》以及黄遵宪《日本国志》，等等。这些也扩大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其中《日本国志》介绍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