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产生及其中心-广东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已有少数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资本。从这时直到甲午战争的二十几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时期，其所创办的工矿企业，一共有七十多个。

第一个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是1872年侨商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陈启源从小留意蚕桑，1854年到南洋经商后，在国外看到法国人用机器缫丝，生产效率高，丝的质量好，回国后于1872年在家乡南海县简村创办缫丝厂，采用机器煮茧，初有丝釜几十口，后扩至八百口，工人达到六七百人。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比手工缫丝提高几十倍，而且所产之丝粗细均匀，色泽洁净，弹性较大。产品行销欧、美，售价比手工丝高三分之一，获利甚厚。

接着，南海、顺德、广州等地又相继有人创办机器缫丝厂。至1881年，这一带已有十家机器缫丝厂，共有丝釜二千四百口，年产丝近千担。广东遂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缫丝工业的中心。

继广东之后，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机器缫丝厂，初时有丝车一百部，营业不振。1887年后开始振兴，丝车增至九百部，资本二十万元。除公和永外，1884到1894年间，上海还有坤记、裕慎、延昌、正和、纶华五家丝厂，各有丝车二三百部，工人四五百至千余人不等。

棉纺织业方面的民族资本企业出现较晚，如果把机器轧花厂算在内，也到八十年代初才出现。1882年，上海已有几家机器轧花厂，如设在新闸的棉利公司，有资本一万五千两，使用轧花机器四十台；设在杨树浦的源记公司，有资本二十万两，使用轧花机器一百二十台。1887年，宁波也建立了一家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有资本五万元，从日本购入蒸汽发动机、锅炉和四十台新式轧花机，有工人三四百名，日夜开工，并聘用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当时，该厂所用原料籽棉每担四元三角，三担籽棉可轧成皮棉一担，值十四元二角，棉籽每担还可卖八角。因获利较丰，1891年后又向英、日添购设备，到1893年已年产皮棉六万多担。1894年扩建纺纱车间，但直到甲午战后的1896年，其纺纱车间才投产，厂名亦改为通久源纱厂。

在甲午战争以前，除了洋务派经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和上海华新纺织新局外，民族资本经营的正式机器棉纺厂，只有1894年由朱鸿度在上海创设的裕源纱厂，有纱锭二万五千枚，一切机器设备均购自英国。

机器面粉厂的创办也较早，最早的是1878年由朱其昂在天津创设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只有一台磨粉机，但因功效高，加工出来的面粉色泽纯白，每年能获利六七千两。接着，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1883年）、福州机器面粉厂（1887年）相继建立。1891年，武举人出身的商人李福明，建立北京机器磨坊。

从八十年代起，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慈溪、太原等地，都创办了一些火柴厂。其中上海在九十年代初，有燮昌、荣昌、燧昌三家火柴厂，后面两家创立不久就倒闭了。燮昌较大，有资本五万两，职工八百人，日产火柴五十箱（每箱五十大包），其原料分别从欧洲、日本进口。

在造纸和印刷方面，1882和1890年广州相继建立了两家机器造纸厂，其中后建的那一家有资本十五万两，工人一百名，还聘用两名英国技师，机器也向英国购入，每周产纸四十吨。1891年，李鸿章集商股在上海建立伦章造纸厂，实招资本十一万两，有工人约一百名，外国技师一人，月产纸六十吨。印刷业方面以1882年徐润和徐鸿复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最早，有工人五百名，石印机二十架，专事翻印古代善本书，有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1887年李盛铎在上海创设蜚英馆石印局，有工人几百名，印书机十多架，多购自英国，专印供科场士子携带方便的图书，并在北京、重庆、广州等地设分店，营业兴旺。此外，武昌、苏州、宁波、杭州、广东等地，也相继创办石印书局，唯所印之书多不及上海的精美。

在重工业方面，民族资本的力量微乎其微，主要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有几家船舶修造厂。其中以上海均昌船厂规模最大，除修理外，还制造过几只小汽轮船。此外，上海还有几家规模很小、只从事配制零件和修理机器等业务的机器修理厂。

在民族资本经营的矿业方面，虽有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和贵池煤矿、湖北荆门煤矿、直隶临城煤矿等多家煤矿，以及还有十来个金、银、铜、铅矿，但大多只是在原先土法开采的基础上，对个别工序改用机器而成，规模也都不大。(www.xing528.com)

以上就是中国民族资本产生时期所创办的一些主要企业，从中可看到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中国民族资本的一些主要工厂，不是按正常情况下由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发展到机器大工业这样的程序而来，而是在外国资本入侵，破坏了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工场手工业），又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条件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

第二，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多属投资少、规模小的企业，很少大型的，远比外资经营的企业小。例如，英资经营的祥生船厂资本八十万两，耶松船厂七十五万两，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一百五十六万元；而民族资本船厂最大的上海均昌船厂，只有资本四万七千元。它也比洋务派企业小得多。例如，对1894年前五十四个民族资本企业的统计，共有资本四百八十万元，平均每个不到九万元；而同时期十九个洋务企业，有资本一千六百二十万元，平均每个八十五万元。此外，中国民族资本一直都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十分微薄。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分布很集中，极大多数设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尤以上海为多，广州次之，武汉再次之。除了因为这些城市经济较发达、交通较便利外，还由于这些地方便于向外国购买设备和借用技术，有的甚至还故意设在外国租界，以求得到外国的政治“保护”。所以，这种布局，正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的一个反映。

第四，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产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自始即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当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一上市场，外国资本就以降价倾销等方法，排挤中国商品，不少民族资本因而被迫倒闭。例如，上海荣昌、燧昌火柴厂开办不久就倒闭，燮昌的产品也在上海滞销，只得远运江西、安徽等内地脱售。又如，1875年福建创立三家民族资本茶厂，因受俄国资本设立的茶厂排挤，到第二年便倒闭了两家。上海近旁的杭嘉湖和苏州、常州一带，本为中国蚕桑业最发达地区，上海又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外贸港，由于上海有外国资本丝厂，因而上海的民族资本缫丝厂，反不如广州一带发达。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揽之势”。⁽⁶⁾这是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中国民族资本还受国内封建势力和洋务派的压迫。陈启源的继昌隆厂，被当地官府和顽固势力视为异端，1881年南海知县曾下令封闭，致使陈启源被迫迁厂于澳门。李福明因拒绝官府关于撤销北京机器磨坊的命令，1895年被捕交清朝刑部“照例治罪，以儆刁顽”⁽⁷⁾。清政府还对民族资本横征暴敛，洋务派则用把持、垄断办法，压制民族资本。

由于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很艰难和缓慢，因而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它又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存在依附的关系：一些企业设在外国租界以求“保护”，一些企业虽不设在租界，但也用种种方法，企图托庇于外国势力。薛福成1875年时说：“江、浙、闽、广诸商，亦有置买轮船者，大抵皆附西商之籍，用西国之旗”。⁽⁸⁾宁波通久源纱厂虽是中国人的企业，却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更有一些企业，如缫丝、制茶、打包等业，多半是与外国资本对华掠夺贸易紧密相关的。大多数民族资本工厂的机器等设备，都由外国购入，技术也要请外国人指导，以至连原料和燃料也得进口，其中包括火柴厂所用的木料，别的更可想而知了。这种种现象，都表明民族资本对外国的依附。至于对本国封建主义的依附就更大了。诸如，创办企业得由清政府事先批准和有官僚支持，减免税收和获得专利权等，都必须向清政府申请；有的还借一部分官款开办企业；以及不少企业的创办人，本身仍身兼官僚或地主，等等。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以洋务企业为主）和民族资本两部分，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也可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以洋务派为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

从一些不完全的记载或统计中，可以看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以地主、商人、官僚、买办等居多数。例如，在1912年前创办的纱厂中，由大官僚创办的六家，地主创办的十一家，商人和买办创办的各三家。据天津三条石（地名）统计，早期四十三户资本家中，来自地主的二十八户、商人十三户、官僚二户。以上的统计中，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在内。就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如创办上海公和永机器缫丝厂的黄佐卿是商人；宁波通久源纱厂的严信厚是李鸿章幕僚，因长期任督销长芦盐务河南官运之事而致富办厂；上海裕源纱厂的朱鸿度是清朝道台；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的朱其昂，是在上海经营沙船业的商人，曾受李鸿章委派创设轮船招商局，并任过道台；上海同文书局的徐润，是宝顺洋行的买办，等等。

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带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因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所以在中国近代它是个革命的阶级；另一方面，又因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之存在很大的依附性，加上本身的力量弱小，所以又具有软弱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妥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