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控制中国经济，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在加强对清政府政治控制的同时，还从各方面逐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全面控制了中国海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继《天津条约》之后，清政府与英、法分别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中国各口海关邀请外国人“帮办税务”。据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立即在各通商口岸普遍设立税务司，执掌海关权，这些税务司皆由外国人担任。在各口税务司以外，还设立一个总税务司，领导各口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初由英国人李泰国担任，1863年后长期由英国人赫德担任。这些充任总税务司、税务司的外国人，制定了一套殖民地性质的海关制度，控制了中国的海关行政、稽查等一切事务，使中国的海关主权丧失殆尽，完全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的作用，而且清政府的大宗财政收入，也被外国人掌握。这样，就使清政府在财政上，进而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深重地受制于外国侵略者。

1857—1891年的上海海关

第二，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权。根据两次鸦片战争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外国轮船可以自由进出中国各通商口岸。1861年美商旗昌洋行在华设立轮船公司，接着，英商会德丰公司，英、葡商人合办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德商美最时洋行等相继开设。1867和1877年，英商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在上海和香港设轮船公司，这两家公司逐步成为在华势力最大的轮船航运公司。这些外国轮船公司纷纷成立，操纵了中国的航运业。如历年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以太古、怡和、旗昌为主的外轮吨位，1877年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三，1882年占百分之七十一，1887年占百分之七十四，1892年占百分之七十七点八。它们不仅一直占着很大优势，而且这种优势越来越大。这些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了中国沿海、沿江航运后，正如郭嵩焘所指出的，使中国原先的“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全失其利”，沿江则“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逾半”。⁽²⁾因而造成大批中国旧的船工失业，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新式轮船航运业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在中国设立银行，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银行是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为了对华经济侵略，早在1848年，英国就在上海设立丽如银行（即东方银行）分行，以后，英国又在上海等地设立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分行，特别是1864年在香港成立以对华掠夺为主要目标的汇丰银行，并于同年在上海设立分行，继而又在汉口、天津、北京等地先后开设分行。汇丰是近代在中国最大的一家外国银行。除英国以外，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也在甲午战争前先后在上海设立分行。除了已停业者外，到甲午战争时在华的外国银行共有七家，而这时中国自己的银行还未出现。通过这些银行，资本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对外贸易，操纵汇兑，并通过发放贷款等，控制中国的政治，残酷剥削中国人民。

1880年的上海外滩

此外，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还一再迫使中国增开商埠。从1860年前的七个（东南五口，加上西北的伊犁和塔城），到甲午战争前，开放的商埠已增加到三十六个，遍及沿海、沿江以至西部边疆省份。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上述经济枢纽，加上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和经济上的雄厚实力，因此，从六七十年代起，外国商品的输入迅速增加，据海关贸易册统计，1864年入口洋货净值四六二一万两（海关两，下同），1870年为六三六九点三万两，1880年为七九二九点四万两，1890年为一二七〇九点三万两，1894年增至一六二一〇点二万两，在二十多年间增长了近三倍。

在各种进口洋货中，鸦片仍是大宗物品，但增长最快的是棉纱。当时，英、法等国用机器纺纱，功效比手工要高几十倍，且纱的质量也好得多，因此洋纱比土纱价廉物美。如：1882年在牛庄，每包三百斤重的洋纱售银为五十七两，而同样重的土纱要卖八十七两。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³⁾由于洋纱价廉物美，因而输入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1872年近五万担，1881年为十七万多担，1890年为一百零八万多担，十八年间增长了二十多倍。

在洋纱潮水般地涌入后，中国的手工棉纺业很快纷纷破产，到八十年代，广东、山东、浙江等地的手工纱已渐被洋纱战胜。八九十年代之间，原先手工棉纺业最发达的江南一带，乡间自轧、自弹、自纺之纱，已大多淘汰。甚至连偏僻的贵州，某些地方的民间手纺车也已被弃置一边了。(www.xing528.com)

随着手工棉纺业的破产，许多棉纺手工业者转而购买洋纱，从事织布，并把织成的布除自用外，运销国内各地。但这种情况亦难持久，因为外国资本主义除向中国倾销棉纱外，也向中国倾销洋布。洋布比土布幅宽、价廉，因此六七十年代后，洋布输入也在逐步增加。1872年为一千二百二十四万多匹，1881年为一千四百九十三万多匹，1890年增至一千五百五十六万多匹，十八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一。虽不及洋纱迅猛，但亦已对中国的手工棉织业带来很大威胁。七十年代后，沿海、沿江一些省份穿洋布的人已相当普遍，以至有的记载说，八十年代江苏一些城市穿土布者“竟至绝迹”。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则说，在八九十年代之间，“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即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⁴⁾这类估计当然不免夸大，但七八十年代后，洋布逐渐取代土布的趋势，却是很明显的。因而，继手工棉纺业之后，手工棉织业也日趋破产。九十年代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已是“机杼不闻”。手工棉纺织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手工业，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重要支柱，它的破产，标志整个自然经济在解体中。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凡是可用洋货取代的手工业部门，如冶铁、制烛等，也在日趋瓦解。

与倾销商品同时，六七十年代后外国资本主义还加强对中国廉价原料和农副产品的掠夺。家庭手工业的日趋破产，又使原先自己生产一切生活品的广大农民，为了购买某些必需品，而不得不种植某些专供出售的农产品。这样，农产品商品化也日益发展。特别是商品棉花、罂粟、蚕桑、豆类等作物的种植，日益扩大。

商品棉种植，在六十年代起得到迅速发展，七八十年代时，江苏的上海、南通一带，浙江的东部滨海和沿杭州湾一带，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和黄河流域其他不少省份的许多地区，都到处是棉花地。这些棉花，除运销本国各地外，有很多都出口到国外。1887年出口六万九千多担，1888年为二十多万担，1892年为五十多万担，1894年达到将近七十五万担之多。陈炽在《续富国策》中揭示说：“洋棉每百觔（斤）需洋三十三元，印度棉亦在三十元内外，而华棉每百觔仅需十二三元，多至十七八元而止”，外国资本家就是这样压低价格，大量收购中国的廉价棉花，经加工成纱、布后，又转手倾销中国，残酷压榨中国人民。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成了合法商品，更大量地输入中国。清政府既不敢禁止，又无法忍受外国鸦片每年从中国换去大量白银，还想增加税源，因此便鼓励中国农民自己种植罂粟。这样，到八十年代时，山西、陕西、甘肃、新疆、云南、四川、广西、西藏以及东北和江苏、浙江、福建的一些地区，都有不少土地种植罂粟，熬制的鸦片运销各地。据有人在1890年估计，当时全国熬制的鸦片，每年达到三十几万箱。⁽⁵⁾每亩地的罂粟熬制约二斤至五斤鸦片，若以平均每亩三斤半计，则三十几万箱（每箱一百斤左右）需用一千万亩良田种植罂粟。

除了棉花、罂粟外，六七十年代前后蚕桑、茶叶、豆类、蔗糖、烟叶、花生等商品作物，也有明显的发展。

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也是促使自然经济解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外资入侵、自然经济加速解体的情况下，大批人破产流浪，到处充满逃荒的人群。据1876年10月11日《申报》所载，仅到牛庄一地逃荒的山东流浪者，一天就有八千余名！南方闽、广一带，还有大批破产农民流离国外。如1879年厦门一地，有二万一千余人出洋，甲午战争前后汕头一地，每年有四五万人出洋。

劳动生产物与劳动自身的分离，客观的劳动条件与主观的劳动力的分离，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外国资本的入侵下，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了。同时，封建自然经济也加速解体，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几乎无穷无尽的劳动力来源。加以在太平天国革命后，一些地主、商人和官僚涌入上海等城市，看到外国资本经营的新式企业获利甚巨，且在城里办厂比在乡下买田地能较少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因此，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们中有些人试图把剥削所得的钱财，从历来的买田置地转向投资于新式企业，从而为民族资本的产生，提供了最初的资本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