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抵制和批评：封建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分歧和角斗

洋务派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自视甚高，李鸿章写信给人说：“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尠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⁸⁾他把洋务活动称作“圣之时”，即视为办得非常切合时宜的高尚事业。不过，在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它确实始终受到各种阻力、抵制和批评。对它的抵制和反对，主要来自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封建顽固派；对它的批评和揭露，则主要来自从洋务派中分化出去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或忧国之士。前后这两种人的出发点和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封建顽固派与洋务派维护清朝、反对人民的立场是一致的，分歧只在于要不要拾取某些西方新技艺，亦即怎样对待西方事物的态度上。洋务派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封建顽固派则反对“西学为用”，即主张原封不动地拘守封建统治传统模式。他们斥洋务派采用西学，是“用夷变夏”，不断挑起同洋务派的争吵，企图抵制各项洋务活动。

顽固派与洋务派的争吵，首先发生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1866年12月，奕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⁹⁾为理由，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延聘西人教习天文算学，招收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等入学。顽固派对于同文馆招收八旗子弟入馆学习外语，已经很为不悦，如今还要安排这些科甲正途出身的封建士子，去向洋人学习什么天文算学，认为这真是太不像话了。他们担心，此风一开，“西学”盛行，传统的封建思想体系将受到冲决，封建政治和经济体制将被瓦解；他们更担心人心会转移，将会出现“用夷变夏”的灾难性后果。这样一来，封建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中学”，势必发生动摇。于是，顽固派群起鼓噪反对。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呈递奏疏，予以弹劾，认为让科甲“正途”出身人员去学习西学，会使之“重名利而轻气节”，这是丢弃孔孟圣道的蠢事。鉴于张盛藻人微言轻，影响有限，顽固派首领、大学士倭仁便亲自出马，在1867年3月上疏中，大弹“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高调。并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材”，即使确需天文数学的人才，只要“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¹⁰⁾说得简直慷慨激昂、气壮如牛。

倭仁是当时封建士大夫群中的思想权威，他的高论一出，吓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再也不敢去投考天文算学馆了。奕立即上疏反击，说倭仁一伙只会说空话。

慈禧太后权衡利弊，决定支持奕，1867年4月发出上谕，批准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不可再涉游移”。为应付倭仁“天下之大，不患无材”之类大话，她还顺水推舟，命令倭仁立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倭仁未料慈禧太后使出这么一手，赶忙答称：“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请求撤回原来的奏议。

顽固派虽然在第一次争持中遭挫，却并不甘心失败。1867年6月下旬，倭仁指使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上奏，攻讦奕“专擅挟持”，还扬言“天象示警”，呼吁朝廷赶快撤销同文馆。慈禧太后得疏后，严词训斥杨廷熙，并责倭仁“殊失大臣之体”，要他与奕“和衷商酌，共济时艰”。

这场风波虽然到此暂告平息，但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分歧与角斗，并未了结。以后，每推行一项重大的洋务活动，每遇到一次重大的对外交涉，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都要争斗一番。在围绕天津教案、马嘉理案件、中法战争、办铁路、开矿藏、兴电报等问题上，都曾唇枪舌剑，喋喋不休。其中，由于兴办铁路的工程浩大，牵涉的面广，对封建旧俗的冲击也较大，因而两派围绕修筑铁路的争斗，就更加激烈和持久。

1874年，李鸿章提议修铁路，刚一启口，立即遭到某些京官的“痛诋”。他向奕求援，奕也感此事棘手，表示无人敢主持。直到1881年，洋务派借口为开平煤矿运输急需，才勉强修筑了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尽管当时这条铁路全长只有十一公里，但在顽固派以震动皇陵等借口的围攻下，不得不一度把机车改用马来拉曳。

当唐山—胥各庄铁路正在修筑期间，由于中俄伊犁交涉，西北边疆吃紧，清政府于1880年特召原直隶提督刘铭传入京陈述方策。刘铭传向朝廷力陈广修铁路。他特别强调铁路对于方便用兵的重要性，建议修筑自苏北清江经山东达北京，和自汉口经河南达北京的两条干线。

清廷按照惯例，将刘铭传的意见发交臣僚，征询意见。内阁学士张家骧首先议复，指斥修铁路之议是“莠言”，应予杜绝，理由是造铁路要毁坏田亩、房庐、坟墓、桥梁。

李鸿章也上了一道很长的奏折，从用兵、收厘金、拱卫京师、赈务、漕运、通讯、交通等九个方面，论证了铁路的种种优点，逐条驳斥顽固派的意见。还建议由刘铭传督办铁路公司，商借洋债，中外合力维持。顽固派又起来反对，有的说铁路行之外国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因为外国以经商为主，中国以养民为主，铁路一开，将会导致社会动乱；有的甚至说修造铁路会惊动山川之神、龙王之宫、河神之宅，“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因此铁路万不能造。顽固派如此荒唐而疯狂地反对筑铁路，表明他们极端害怕资本主义事物会冲击和破坏传统的封建体制。

争吵一场，莫衷一是。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袭击，老态龙钟的大清帝国再也不能拘守在封建老框子里爬行了。1887年3月，清廷批准修筑津沽铁路，对这场争论作出了带有倾向性的结论。

在封建制度濒于死亡，中国历史面临空前变动的时代，封建顽固派仍要坚持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秩序，充分暴露出他们的愚昧无知和顽劣。比起顽固派，洋务派多少能适应一点新的形势，加以他们的主张更符合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秩序的需要，因此，两派争论的结果，往往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

从七十年代起，有一些有识之士，在参与洋务活动的过程中，也逐渐看到洋务运动的弊病，认识到它不可能使中国得到独立和富强，因而对洋务运动开始持批评的态度。如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1875年时提出“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倡议，指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¹¹⁾。监察御史李璠于1878年提出“以商敌商”的主张。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洋务运动实际效果的怀疑。(www.xing528.com)

中法战争后，由于洋务运动的弊病较大地暴露，加以这时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股要求改革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思潮，因而对洋务的批评也更多、更尖锐了。有一部分曾投身洋务活动或与洋务派有过密切关系的人，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对于洋务派只重视西方的“船坚炮利”和某些技艺而不愿改革封建政体，对于洋务派创办企业实行的官办、官督商办和垄断政策，对于洋务企业经营管理中普遍存在的衙门作风、任用私人、贪污中饱等，进行了种种揭露；对于洋务派在对外交涉中的媚外丑态，也进行了尖锐抨击。他们开始用“变法”作为自己的旗帜，在批评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愿望与要求的改良主张，从而把自己同洋务派区别开来。这些表明，洋务运动的本质，已越来越被人们识破，它的所谓“圣之时”的作用，已在很快地丧失。新的历史潮流正在取代它。这就是经甲午战争中清朝海陆军的惨败，随之而来的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它把洋务运动抛在历史车轮的后面去了。

(1)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洋务运动》）第2册，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60页。

(2)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18卷，第1页。

(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41页。

(4)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60页。

(5)　同上书，第571页。

(6)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78卷，第14页。

(7)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78卷，第17页。

(8)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8页。

(9)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2—23页。

(10)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8页。

(11)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见《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