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集团的崛起与衰落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头子们除了维护清朝统治的共同目的外，还各自打着小算盘，为本集团扩展势力。

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侍郎文祥（1863年后晋为尚书）等满洲权贵，是洋务运动的有力倡导者，他们长期主持总理衙门，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也是洋务派中的满洲贵族集团。这一派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最高，但实际上由于他们并未掌握军队，也没有经办和主持具体的洋务企业，因此并不是洋务运动中的实力派。文祥在1876年去世，奕则因与慈禧太后逐渐有矛盾，于1884年4月被慈禧太后撤去一切差使，长期处于投闲置散的地位，直到1895年才重入总理衙门，但那时洋务运动已经破产了。

湘军头目之一的左宗棠，是第一个主张建立海军的大官僚，1866年在闽浙总督任内，又创办福州船政局。但他不久调往西北，以后势力就长期偏处西北地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所掌握的洋务企业，只有兰州织呢局和兰州制造局，规模和影响均不大，而且左宗棠在1885年时病死。

作为“中兴名臣”首列、洋务运动主要倡导人之一的曾国藩，声势极一时之盛。他率领湘军于1864年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之后，唯恐“功高震主”，来个急流勇退，主动遣散大批湘军。加以左宗棠、李鸿章等已经相继另树一帜，清政府又有意扶持左、李，以抑曾国藩，所以他的权势相对地由盛转衰。曾国藩于1872年病故后，曾氏洋务集团由曾国荃主持，长期以南洋、两江为地盘。至中法战争，其所控制的南洋水师受损亦较大，实力更逐渐弱于淮系。

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虽出于曾国藩门下，但自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竭力投靠和勾结外国侵略者，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淮军，势力很快超过了湘军。李鸿章利用充任江苏巡抚（1862—1867）和1870年起长期充任直隶总督的有利条件，并在政治上利用清廷与曾国藩之间的微妙关系，积极创办洋务企业，扩充淮系势力，把持北洋地盘。在中法战争中，他又狡猾地自保实力，置身战外，未受损失，从而在中法战后使淮系势力进一步得到发展。之后，他又实际控制海军衙门和筹建北洋海军，主持清朝的军事、外交，势力更加膨胀了。

李鸿章的淮军

淮系势力的过分膨胀，引起了清廷的不安。因此，在中法战争前后，清廷一方面利用湘、淮系之间的矛盾，牵制李鸿章及其淮系，另方面又纵容和鼓励“清议派”（或称“清流派”）来牵制李鸿章。在七八十年代，有一批不掌实权的京官，集结在大学士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周围，经常议论朝政，弹劾大员，被清廷利用作为“舆论”力量。张之洞便是清流派中一位主角，曾以“忠君爱国”为标榜，且对李鸿章的攻击不遗余力，被清廷看中，1881年由内阁学士擢为山西巡抚。中法战争初期，因他力主抵抗，并有所建树，又被擢升为两广总督。

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即已开始筹办洋务企业。中法战争结束后，他在广东筹建钢铁厂、织布厂和枪炮厂，委托驻英公使刘瑞芬等人分别向英国、德国购买机器设备。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把广东的机器、设备搬到武汉，并添购新的机器，在湖北大力兴建工厂，以武汉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洋务体系，成为洋务运动后期可与李鸿章相颉颃的新起洋务巨头。(www.xing528.com)

1889年，张之洞刚到湖北，就在醇亲王奕的支持下，从朝廷获准二百万两白银的巨款作为资金，向英国、德国进口机器设备，连同原来广东的机器设备，自1890年起在汉阳筹建湖北炼铁厂（即后来的汉阳钢铁厂），至1893年全部完工，包括六个大厂和四个小厂，日产铁五十多吨。因汉阳缺乏炼铁需要的原料和燃料，故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勘探煤、铁矿。旋即选中大冶铁矿，雇用一千多人开采铁矿石；并选中江西萍乡煤矿，才解决了铁矿石和煤的供应问题。

煤、铁要从大冶、萍乡运至汉阳，运费开支浩大，但张之洞以方便亲自督察为由，坚持把铁厂设在汉阳，仅建筑厂址一项就花去一百多万两白银。加以一切机器、设备乃至工料等购自外国，技师四十名亦聘外国人充任，耗资巨大，从开办至1895年8月止，共耗银五百八十多万两。由于亏折甚巨，1896年只得转让给盛宣怀，由盛宣怀改为官督商办。

张之洞还把在广东筹建的枪炮厂设备搬到汉阳，在1894年建成湖北枪炮厂（即以后汉阳兵工厂的前身）。

除上述两大工厂外，张之洞又把筹办广东织布局的设备搬到武昌，并另添设备，1893年建成湖北织布局。开工时有布机一千台，日产布二千匹。

在创办这些民用性企业时，张之洞因资金难筹，曾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十六万两。湖北织布局投产后，他打算招集商股，在织布局旁添设南北两厂，作为官商合办企业。但直到1898年北厂才投产，南厂则始终未能建成。

事实表明，张之洞在中法战争后继续大力创办的洋务建设，也并不能把洋务事业振兴起来。不过，他在当时重重困难下，创办拥有三千多工人的炼铁厂，是需要相当魄力的。汉阳炼铁厂是当时东方首屈一指的大型炼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投产还早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