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边境狼烟再起：新疆抗击苦难、沙俄侵略中国

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夺取了中国东北边疆的大片领土，接着，就将魔爪伸入新疆地区。

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屏障着祖国的西部河山。沙俄早就觊觎富饶的新疆地区，在1864年10月签订的关于划定中俄西部边界的《塔城议定书》（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让沙俄侵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此后，沙俄妄图进一步鲸吞整个新疆，就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1864年，新疆地区的回族、维吾尔族，在陕甘地区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他们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和喀什噶尔旧城，并于1866年初攻占伊犁大城（今伊宁）。可是，这些打着反清旗号的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少数反动封建主窃夺了领导权，成为他们搞封建割据，甚至进行通敌叛国活动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兼并汉城，竟向毗邻的浩罕汗国乞师求援。早就觊觎中国新疆的浩罕汗国统治者，抓住这个机会，派遣其帕夏（即军队总司令）阿古柏率领大军，于1865年自中亚侵入南疆。阿古柏是个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他侵占喀什噶尔之后，在南疆地区大肆攻城略地，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并于1867年底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悍然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七城国之意）的伪政权，自立为汗，称作“毕条勒特”（幸福的人）。到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

阿古柏盘踞新疆期间，对外投靠俄、英和土耳其，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厉行严酷的民族歧视政策。新疆各族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不断掀起反抗阿古柏残暴统治的斗争。这时，沙俄出于侵吞中国西北边疆的卑劣目的，施展了狡猾的两手：一方面以帮助清政府“防乱”和“安定边境秩序”为借口，1871年6至7月间，悍然出兵强占中国的伊犁地区，名曰代为“收复”。实际上设官分治，占地垦殖，对当地中国居民征派重税，想以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迫使清政府承认。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又多次派人同阿古柏接触，悉心笼络，并于1872年公然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汗国君主”，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获得在南疆各城设立“商务代表”和建立“商馆”的特权。英国见沙俄深入南疆，也加紧笼络阿古柏，特派全权使节去喀什噶尔，于1874年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的“艾米尔”（即统治者）地位，及其窃踞地区为“合法的独立王国”。英国还与阿古柏签订商约，以提供大批枪支弹药为条件，取得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设领事等特权。这样，阿古柏就成了英、俄分裂和肢解中国领土新疆的共同傀儡。

在边疆危机的严重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海防”与“塞防”的激烈争论。当时，如何决策，意见不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一味考虑小集团的私利，借口“海防”重要，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⁵⁾；湖南巡抚王文韶等认为沙俄的威胁最大，主张“塞防”为主，以全力注重西北，“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⁶⁾；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湘系集团，则提出“两者并重”的主张，竭力抨击李鸿章“自撤藩篱”的谬见。左宗棠根据形势，特别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⁷⁾，力主收复新疆。这场争论，虽然反映了湘系和淮系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但是，左宗棠的主张具有平叛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双重意义，因此，得到国内爱国舆论的广泛支持。清廷权衡利弊，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决定出兵新疆。

陕甘总督左宗棠

1876年4月，左宗棠率领二百二十营大军出关西征，赴新疆讨伐阿古柏。左宗棠决定首先向天山北部进军，同依附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败类白彦虎的叛军激战。6月，在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下，夺回了乌鲁木齐及其附近地区。到10月间，收复了北疆大部。中国将士在北疆的首战告捷，挫败了英国企图以“调停”为名，诱使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从而肢解中国领土的阴谋。

1877年春，左宗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下达坂城，开始向南疆进军，一鼓作气，乘胜光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南疆八城。5月间，败逃中的阿古柏在库尔勒为其部将杀死，结束了他在新疆的十多年残暴统治。其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等，带领数千名残兵游勇，在沙俄的庇护下，窜入俄国境内。在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大军的打击下，英、俄利用阿古柏瓜分新疆天山南北的罪恶阴谋，终于破产。

阿古柏这一祸害虽除，中、俄两国之间又围绕伊犁问题展开了交涉。原来，沙俄在侵占伊犁地区后，一面悍然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一面又伪善地向清政府表示：没有久占伊犁之意，只是代为“收复”，一旦中国力所能及，“即行交还”。到第二年，当清政府派伊犁将军荣全，多次向沙俄交涉归还伊犁时，沙俄拒不交还，还横生枝节，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

左宗棠归复天山南北后，清政府再次向沙俄提出归还伊犁的要求。沙俄竟自食“即行交还”的诺言。1878年10月，清政府特派崇厚出使俄京彼得堡，谈判索还伊犁。崇厚在清廷官僚群中，被认为是个“知洋务”的人，但面对外国侵略者，却表现出极端昏聩无能。他于1879年1月抵达彼得堡，经过半年多拖沓的谈判，在沙俄胁迫、愚弄下，1879年10月2日在克里木半岛上的里瓦几亚擅自同沙俄签订了条约十八款，和陆路通商章程。其中包括：中国收回伊犁地区，但将伊犁南面和西面的大片形势险要的领土划归俄国；中国向俄方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五百万卢布；俄商在新疆、蒙古贸易免税，允许沙俄经新疆至天津、汉口、西安陆路经商，等等。崇厚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回的仅是险要尽失、三面受敌的伊犁地区九座孤城。

如此失地丧权的条款，引起中国朝野大哗。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南北分三路布防的方略，决心“亲自舆榇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⁸⁾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的张之洞也上奏，指出崇厚的失职。英国对这一条约也深为不安。在举国上下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拒绝承认和不批准这个条约，并下令把崇厚革职拘禁，交刑部治罪。沙俄眼看到手的利权又将落空而深为不满，立即对崇厚的惩处提出抗议，并调集军队进行武力恫吓。

1880年2月，清廷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沙俄钦差大臣，赴俄京交涉改约事宜，以挽回已造成的损失。曾纪泽是一位有识见的外交官，尽管他感到此行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⁹⁾，但他仍决心完成这项极为艰巨的外交使命。从虎口夺食，确非寻常。曾纪泽一与俄方接谈，就遇到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面冷词横的对待。8月23日，他把中国对《里瓦几亚条约》的基本修改意见，向俄方提出。俄方不仅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甚至拒绝同曾纪泽谈判，扬言要向清政府直接交涉。后来又声称：倘要对原约作些修改，中国必须以割让“沿海地方”和“赔偿”兵费作为“补偿”。曾纪泽临难不惧，严词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沙俄在谈判桌上恣意敲诈勒索的同时，又继续陈兵伊犁，增调舰队驻泊中国海面，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坚决主张收回失地的左宗棠，也在新疆加强战备，对付沙俄的挑衅。曾纪泽经过顽强斗争和多方努力，虽然不能彻底推翻原约，但终于使俄方不得不稍有收敛，于1881年2月24日，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以取代崇厚订下的卖国约章。据此，清政府总算收回了被沙俄盘踞十年的伊犁及其南境的领土，但仍被沙俄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块领土，“赔款”数也增至九百万卢布（合银五百万两）。

沙俄在中国帕米尔建立军事村屯(www.xing528.com)

沙俄从伊犁撤退时，采取强迫手段，将许多当地居民驱赶到俄国境内。更加严重的是，沙俄利用条约中关于中俄西北边界“有不妥之处”应重新“勘改”的规定，通过续订的《伊犁条约》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又把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沙俄版图。1892年，贪婪的沙俄更出兵帕米尔地区，违约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这些接二连三的边疆事件中，中国的领土和其他各项主权大量丧失，清政府腐败无能、畏“洋”如虎的面目进一步暴露，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这一切都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并预示西方列强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又将来临。

(1)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8页。

(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2卷，第3页。

(3)　李鸿章：《论台事归宿》，《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2卷。

(4)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3卷，第47页。

(5)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

(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9卷，第61页。

(7)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46卷。

(8)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14页。

(9)　《曾惠敏公遗集》第3卷，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