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八十年历史：西南边疆启衅端

正当清政府忙于应付日本对东南海疆的侵犯时，英国又在西南挑起了衅端。它借口马嘉理事件，向中国大肆要挟，迫使清政府向英国出让一系列主权。

马嘉理事件发生在1875年初，地点在云南边境。这一事件的爆发有着多年的历史背景，其根源则在于英国企图抢先侵入中国的西南地区。

缅甸是与中国云南接壤的邻邦。在历史上，中缅两国有长远的经济和文化交往；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缅甸国王孟云接受清朝敕封。但英国在占领印度后，竭力入侵缅甸。1824—1825年和1852年，英国经过两次侵缅战争，占领了下缅甸。从此，它便千方百计地寻找从缅甸直接侵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道路。从六十年代起，英国不断派人偷越云南边境，窥探滇缅交通路线。1868年，英国第一次派出所谓“探险队”，从缅甸的八莫出发，闯入中国边境，妄图经过腾越（今腾冲），到达大理。这支“探险队”在腾越遭到当时控制这一地区的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阻挠，未能得逞。1874年，英国又组成一支名曰“探路队”的武装部队，共一百九十三人，由上校军官柏郎（H．A.Browne）率领，从曼德勒出发，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向清政府谎称是少数几个人来华“游历”，还特地派出驻上海领事馆的一名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前往云南入缅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引柏郎率领的武装“探路队”，挂着“游历”的招牌，擅自越过中国边境，闯入云南的蛮允附近。2月21日，马嘉理和几名中国随员被当地人民盘问，马嘉理蛮横地开枪行凶。当地人民激于义愤，打死了马嘉理。柏郎受阻，退回缅甸。这就是“马嘉理事件”。

马嘉理事件明明是由英国蓄谋侵犯中国西南边疆引起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却对清政府大肆讹诈。他向总理衙门提出无理要求，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等，进行恫吓。在交涉初期，清政府鉴于处理台湾事件上的被动教训，为了预防西南边患的发生，一面派人去云南，以便迅速将此案确查究办；一面拒绝了英方的多项无理要求。英国政府于1876年2月初，又加派军舰四艘，由印度来华，为威妥玛的讹诈助威。(www.xing528.com)

清政府经不住英方的多方威胁恫吓，一再退让，捕杀了十几名被认为“凶手”的中国民众，还答应赔偿巨款。可是，这仍不能使英国侵略者满意。在长达一年半的交涉过程中，除了总理衙门在北京同威妥玛进行谈判外，在天津的李鸿章，也受命参加谈判。威妥玛蛮横表示，如果不全部接受他的要求，就要撤退使馆，断绝关系。他几次中断谈判，径自从北京跑到上海，做出决裂的姿态。清廷大员害怕“决裂”，李鸿章认为：“若果决裂，不仅滇边受害，通商各国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已有之轮船、炮台断不足以御大敌。加以关卡闭市，饷源一竭，万事瓦解。”“若与西洋用兵，其祸患更有不可测者”⁽⁴⁾，竭力鼓吹不能“失和”，应全盘接受要求。最后，经过英国人赫德的调停，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会议，订立中英《烟台条约》十六款，另议定入藏“探路”专条。

《烟台条约》除了规定中国赔银二十万两，派专使赴英赔礼道歉外，还包括以下重要内容：（1）英国派官员由印度赴云南调查五年，察看通商情形，以商订章程。（2）扩大领事裁判权，凡遇内地各省或通商口岸，有涉及英人生命财产案件，英使可派员前往该处“观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案件，由被告所属国的官员“各按本国法律审断”。（3）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六处为轮船停泊码头。（4）租界内洋货免收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华商、洋商，都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从而更有利于洋货的倾销。（5）在“另议专条”中又规定：英国可派“探路队”从北京启程，经甘肃、青海，或由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这些规定就使英国取得了侵入中国西南边境的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