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改革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洋务派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费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而清政府鉴于财政枯竭，虽然“百方罗掘，仍不足用”。洋务派为了改变经费拮据的状况，羡慕西方国家“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途径，于是便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从七十年代开始，将筹办洋务的目标，由“自强”兼及“求富”，在继续筹办军用工业的同时，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企图通过“求富”，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官督商办”，就是由商人出钱作资本，由官方派人管理企业。开办之初，往往有一笔官款作本，但须分年取利抵还。照洋务派的说法，叫作“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⁹⁾“官商合办”名义上是官与商共同出资、管理和共负盈亏，实际仍由洋务派（即官方）控制。

这类旨在“求富”的民用性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和纺织业等。从七十年代开始兴办，到中法战争前夕，共建成近二十个，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

轮船招商局　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性企业。1872年，李鸿章奏准清政府，拨直隶练饷局制钱二十万串（折合时价为银十三万三千两左右）作为股本，委派从事沙船业的富商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在上海设局招集商股，当年计招得四十七万六千多两，定为官督商办，正式开张。以后又陆续由各海关拨官款一百九十多万两。最初购入轮船六艘，后来继续增购，并在各地设立分局、栈房。1879年据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已收入运费约二千万两，将中国航运业的利权收回了约五分之三。列强在华轮船公司，主要有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此时联成一气，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与招商局竞争。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下，招商局的海外航运，屡受挫折，1873年至1879年间，其驶往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等地的船只，都因受外商倾轧等因被迫中止。由于招商局除从事客运业务外，还包揽清政府的漕运和其他官物的运输业务，所以没有被挤垮。在激烈的竞争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反遭破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在1877、1883、1889年三次订立“齐价合同”，避免在相互角逐中两败俱伤。

开平矿务局　这是中国最早用机器采掘的大型煤矿，1877年李鸿章派唐廷枢在滦州筹办。原拟官办，因清政府财政拮据，改为官督商办，计招得商股八十万两。1878年开始以进口机器钻探开采，至1881年日产煤达五六百吨，除供应招商局及天津机器局使用外，还有余额可供出售。但好景不长，在1900年，终于被英商夺走。

漠河金矿　这是中国近代以新法采掘金属的重要矿山。1887年由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镗筹建，募集官款、商股共二十万两，官督商办。1888年12月开工，次年正式产金。开办初期，每年产量约值银十二万两。头三年共产金砂值银六万二千余两。1893年后又增开观音山分矿，每年产值增至十五、六万两银。1897年时有工人二千名，年产达银三十多万两。这是甲午战争前中国规模最大、成效最著的一个金属矿。

唐山—胥各庄铁路　七十年代末，洋务派为了军事需要和解决财政困难，计划在中国修筑铁路。1880年，开平矿务局因运煤需要，开始修筑自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至次年修成十一公里，是为中国自有铁路之始。

中国最早的火车

上海机器织布局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工厂，1882年创设于上海杨树浦。起初，上海的几名官僚绅商，曾集资申请创办新式纺织厂，1880年李鸿章奏准拨给官款，派郑观应主持，官督商办，并请准享有专利十年。规定十年之内，只准本国商人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由于美国技师刁难，封建官吏营私舞弊，抽逃资金，直到1890年才建成投产。1893年不幸失火，厂房设备几乎全被焚毁。李鸿章委派盛宣怀负责重建，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还准备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设立十个分厂。

此外，还有左宗棠于1880年在兰州开办的机器织呢局（纯由官资筹办，产品专供军用）；李鸿章于1880年在天津创办的电报总局（官督商办），等等。

在上述民用企业中，除兰州机器织呢局外，都是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购买新式机器，雇佣工人进厂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因而，这些民用企业，与军事工业不同，已是道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也还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它们都由洋务官僚倡办和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洋务派所委派的代表，以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名义把持，产品又往往服从于清政府的调配，首先满足官方或军事工业的需要，从而使它们很难积累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民用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这些民用企业往往好景不长，有的瘫痪停办，有的被帝国主义侵吞，有的被迫转手让给私人经营，真正能维持下去的十分罕见。(www.xing528.com)

尽管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意，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这类企业经营不善，管理腐败，并不足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是，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现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洋务派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部分私人资本生产产品，这对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也起了开风气的作用。这种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客观效果，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主观愿望所不及的。

(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卷，第25页。

(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0页。

(3)　同上书，第1页。

(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70年》，第355页。

(5)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33卷，第51页。

(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6卷，第39页。

(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7卷，第18页。

(8)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35卷，第13—14页。

(9)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卷，第40页；《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0卷，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