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引发的教案

在洋务运动前期，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中法战争前的二十几年，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在这阶段，外国资本主义侵吞蚕食中国边疆的事件不断发生，而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和渗透，更是不断加剧，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那些正热衷于搞“自强新政”的洋务派，虽然主观上企图“力保和局”，不敢开罪侵略者，但为形势所迫，也被卷入对外交涉的漩涡。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大量表现为反洋教斗争。高喊以“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曾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帮手。1860年以后，由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了“护教”条款，外国侵略者攫取到在中国内地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的特权。从此，外国教会的传教士们大批涌进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从沿海到内陆，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由于这些教会势力在进行传教活动的过程中，干犯中国主权，窃取中国情报，盘剥与残害中国百姓的肮脏侵略勾当，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各地群众纷纷掀起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自发斗争，从而出现几乎遍及全国的“教案”。

遍及中国城乡的外国教堂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各地发生的重大教案有：南昌教案（1862年），重庆教案（1863年），四川酉阳教案（1865年和1869年先后两次），贵州遵义教案（1866年），河南南阳教案、江苏扬州教案、台湾教案（均为1868年），天津教案（1870年），四川黔江教案（1874年），还有安徽建平、宣城、宁国、广德等地的教案（1876年），等等。其中又以天津教案的规模最大，影响尤深。

在发生这些教案时，外国侵略者照例大肆要挟，乘机勒索，从而引起一次次交涉。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的表现，不难看出洋务派在中外交涉中的态度。

天津人民多年来遭受法国天主教会欺凌压榨，对那些为非作歹的传教士，早已恨之入骨。1870年6月间，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哄传发生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6月20日聚集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V．Fontanier）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弹压。谈判未开，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又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就激起民众极大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殴毙。随后，愤怒的群众火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

关于这次教案爆发的起因，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F．Low）于6月27日曾向美国政府作了比较客观的报告：(www.xing528.com)

约在5月底6月初，天津育婴堂内发生流行病，有大量孩童死亡。……人群多次围集教堂附近，要求把孩子放出。一次，人群喧闹异常，修女因恐暴徒行凶，同意由五名民众组成检查小组入育婴堂检查。法国领事闻此骚动，即于此时赶到现场。五人小组虽已推举好且已进入育婴堂，法国领事却下令停止进行检查，并对五人小组进行怒斥，把他们轰出堂外。”“教案爆发的前一天，知县曾与法国领事丰大业会晤。知县对法国领事说道，除非准许到育婴堂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否则就很难预料其后果。领事认为这是威胁之语，回答说知县的级别低于领事，他们之间对此事件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举行谈判。⁽⁴⁾

以上说明，这次教案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却因法国领事丰大业的蛮横无理和开枪射击，激起了民众的义愤。然而，事件发生之后，法国侵略者对领事官丰大业的挑衅性行为没有半句责难，却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由法国带头，并联合英、美、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更麕集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爱国群众，并惩办地方官员。法国海军司令更公开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⁵⁾腐败的清政府再次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立即采取对策：一方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方面，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又奏调李鸿章协同办理。

按理说，天津教案的是非曲直，并不难弄清楚。况且当时法国处于拿破仑第三执政时期，内外交困，政局不稳，根本无力东顾。倘若中国据理力争，原可妥善了结此案。但曾国藩生怕因此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一到天津，便先自定下查办方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⁶⁾就是说，只求对外快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更不管处置是否得当。

曾国藩正是根据这一“查办”方针，决心屠杀民众以向外国侵略者“谢罪”。结果，把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将爱国民众当作凶手惩办，判处二十人死刑、二十五人流放，并向侵略者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曾国藩在结案后的奏报中，表示：“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诸邦。”⁽⁷⁾奴才嘴脸溢于言表。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态度，引起举国上下的无比愤慨，连曾国藩在京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打碎烧毁。可是，曾国藩虽称“内咎神明，外惭清议”，却继续坚持自己的媚外立场，向朝廷再三诉说：“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⁸⁾

1872年，曾国藩病死，但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所抱的“曲全邻好”的对外方针，却为李鸿章等人继承下来，从而每经一次中外交涉，中国就遭受一次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