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八十年：洋务运动与中兴名臣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采取的所谓“自救”运动。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失败，又有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强大风暴，使清朝统治者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封建官僚感到面临着千古未曾有过的变局。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新的局面，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出路何在？他们看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拥有比中国旧式武器厉害得多的“坚船利炮”，外国军队的训练有素，也远胜于中国的绿营、八旗。他们在同外国侵略者的实际接触中，还感到这些外国人与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夷狄”不同，并不准备推翻清朝统治而取而代之。因此，他们主张在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力保中外“和局”的条件下，换取列强的支持，引进洋枪洋炮和西方某些先进技艺，求得“自强”，确保清朝统治。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等人，便向朝廷提出：用对外妥协换取列强的军事援助，镇压太平天国。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代表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的奕、桂良和文祥等，向朝廷提出：外国侵略者只是清朝的“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而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对列强应当“信义笼络”，以共同对付人民起义。为了便于“笼络”，他们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译署”）。奕等人的献策，得到了曾国藩等封疆大吏的支持。

这样，在奕、曾国藩等重臣的倡导下，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在清朝一部分掌握实权的官僚中，出现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开展了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

1860年冬，清廷一度设抚夷局于北京嘉兴寺，调满、汉大员轮番到局办公，处理对外交涉。后来，这个名称已不合时宜，1861年1月清政府正式成立总理衙门，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由奕、桂良、文祥三人兼领总理衙门大臣，下设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调内阁、军机处和各部院官员，负责日常工作。1883年，又增设海防股，管理南洋海防和北洋海防，包括长江水师、北洋海军，以及与之有关的各机构和设施。

总理衙门作为一个外交事务部门，不但取代了原由理藩院和礼部掌管的大部分事务，并包办了一切需同外国发生联系的活动。如向外国购买军火、船舰、机器；请外国人充教练、顾问，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管理海关税收，等等。它实际上成为各部的综合机构，而且其主持人例由王公大臣兼任。如1861年至884年，一直由恭亲王奕主持，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弟弟。1884年以后，直到1894年，则由另一位王公庆亲王奕劻主持。所以，总理衙门成了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在总理衙门成立的同时，清政府还设置南洋和北洋两个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系1866年由五口通商大臣改称，管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五口（皆在南方）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沿江及南方各口，初由江苏巡抚兼领，1865年后由两江总督兼领。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北方三口（天津、营口、烟台），故初称三口通商大臣。初命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掌管，1870年起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南北两个通商大臣，在办理有关各口的通商事务以外，还就地办理其他各项对外事务。(www.xing528.com)

根据奕的提议，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招收八旗少年入馆学习英文，以培养洋务人才。英国人包尔腾（John Shaw Burdan）受聘为英文教习；1869年起直到189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任总教习。同文馆初只设英文馆，不久增设俄文馆、法文馆，1872年又增德文馆，甲午战争后更增日文馆。这些语种的增加，不但表明洋务运动的发展和演变历程，也反映了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扩张。

在京师同文馆之后，李鸿章（时为江苏巡抚）于1863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两广总督瑞麟于1864年在广州设立广州同文馆，各自招收当地少年入馆学习外语。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兴起“洋务热”后，在清朝统治集团内就开始出现了洋务派，以区别于主张原封不动地保持旧有统治方法和统治秩序，对外坚持“深闭固拒”态度的封建顽固派。前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的有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和文祥，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在这些人中，由于李鸿章经办的洋务，面广量又大，时间也最长，从而成为洋务派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洋务派的出现，表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化。洋务派向外国学习造炮制船的主张，虽同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有区别，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之长技”是为了“制夷”，即通过学习，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变为自己的本领，用以抵抗侵略；而洋务派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开始主要对付人民起义，其中也不无有抵御外侮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