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内乱：洪秀全与杨秀清矛盾的祸根

天京内乱是由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引起的。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地主团练逮捕下狱，洪秀全回粤设法营救时，紫荆山拜上帝会会众发生动摇，杨秀清和萧朝贵分别自称天父、天兄“下凡附身传言”，稳定人心，渡过了难关。事后，洪秀全看到这套“下凡附身”的办法已取信于群众，只得承认杨、萧“传言”之权。天父是拜上帝会最高权威，洪秀全自己也只称天父的次子，以往只有他有资格传达、解释天父的意旨，现在这个神圣大权落入杨秀清之手。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又先后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和东王，并规定节制其他各王。杨秀清一人独揽了教、政、军大权，洪秀全只保持名义上最高领袖的地位，从而种下了洪、杨矛盾的祸根。在开始时，由于太平天国处在初创阶段，除全力对敌，以求生存外，无暇旁顾，加以有冯云山、萧朝贵在，能调和洪、杨之间关系。不幸的是，冯、萧在太平军出广西北上时相继牺牲，洪秀全失去两位有力的助手，从此杨秀清更加大权独揽，难以牵制了。

在冯云山和萧朝贵牺牲后，韦昌辉成了仅次于洪、杨的第三号人物。他是金田村年收租谷约二万斤的地主，加入拜上帝会后，称天父第五子。金田起义前后，韦氏毁家附义，阖族从军，对太平天国运动有过贡献。但韦昌辉品质不良，平时对洪、杨一意奉承讨好，骗取洪秀全对他的好印象。他对杨秀清表面极其恭顺，实际衔恨极深，时时欲取而代之。在天京变乱以前，清方情报人员已预计到，他对杨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认为杨、韦间“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¹⁾这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矛盾的又一个基因。

随着形势的发展，起义军迅速扩大。太平天国既无有效措施教育、改造新“兄弟”，也未足够重视防止敌人和坏人混入，反以“天下同是兄弟，凡来归顺入教者，随意可投，不问根底，不用发誓”。⁽²⁾这就便利了大量投机分子以至奸细的混入破坏。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物质条件，已与在广西起义之初不同了。起义之初，不仅广大将士生活艰苦，连洪秀全、杨秀清等主要领导人，也是敝衣草履相从，全军保持艰苦奋斗、上下一心的精神状态，这是革命很快发展的重要因素。定都以后，太平天国领导人感到已有了一个“小天堂”，而到“金陵小天堂”享福，是他们在起义不久即已许诺于众的，因而此时享乐思想很快发展。他们无力抵挡封建意识的侵蚀，为江南的繁华所迷惑，追求声色货利。在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各王都大兴土木，修建穷侈极丽的王府，其中洪秀全的天王府周围十余里，墙高几丈，内外两重，里面各座宫殿皆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太平天国甚至还为已经去世的萧朝贵、冯云山建造了西王府、南王府。太平天国领袖们还模仿封建帝王的排场和礼仪，规定众多的服侍人员。如专理洪秀全生活诸务的人员有一千四百九十一人，专理杨秀清生活的更多达一千七百六十四人。杨秀清外出，用轿夫五十六人，鸣锣喝道和护卫服侍的多达一千余人，形同乡村里的赛神会。各王还像封建帝王一样选大量民女入宫，洪秀全共有八十八个后妃。他在所写《幼学诗》，特别是充满封建糟粕的《天父诗》中，对后妃们定出“十该打”的规矩，诸如“讲话极大声”“面情不欢喜”等都在“该打”之列。此外，在服饰、称呼、礼仪等许多方面，太平天国也按照官爵高下，定出了烦琐的等级区别。

天京的天王府正门(www.xing528.com)

随着追求享乐、讲究排场和等级而来的，必然是争权夺利和互相倾轧，致使昔日亲密无间的关系，很快被破坏。

定都以后，洪秀全更加沉溺在宗教和迷信之中。杨秀清则更加专横跋扈。他下压首义诸王，常为一些细故肆意凌辱各高级将领，甚至肆无忌惮地凌辱洪秀全。1853年12月，为了天王府有四个女子在雨雪中挖塘之事，他假借“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四十。作为拜上帝教创始人，洪秀全当然深知此中利害。他虽深居简出，不理政事，但有烈火般的个性，决不会甘受摆布。杨秀清亦很了解这一点，特在事后前往劝慰，说：“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³⁾可是，他虽知劝人，却不知自检，因而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矛盾没有缓和，反而继续发展。

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西征已取得很大胜利，控制着武昌、九江、安庆等重镇和从湖北到镇江的千里长江及沿江许多地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相继被击溃，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自杀；太平天国的劲敌曾国藩困守南昌，势穷力竭。胜利冲昏了杨秀清的头脑，其权力欲恶性膨胀，急于废洪自立，于是演出了“逼封万岁”的恶剧，导致了天京变乱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