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商业政策及对外贸易

太平天国实际施行的各项政策，较重要的有下述各项。

土地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规定既然没有实行，而太平天国必须有粮饷的稳定来源，因此，至迟到1854年夏秋之间，便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奏提出，由洪秀全批准，太平天国正式在自己控制的安徽、江西地区，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亦即沿用清朝旧章，向地主、自耕农按土地亩数征收田赋。其办法一般是先由乡官稽查一军之地共有田亩若干，以种一石终岁折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每年分征二次，夏熟征银，秋熟征粮，其手续较清政府简便，赋税本身亦轻得多，且去除了各种浮收、勒索等弊政。

要地主向太平天国“照旧交粮纳税”，就等于承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允许其继续向佃农收租。太平天国前期在主要占领区湖北、安徽、江西三省，所行的便是如此。后期在苏、浙地区，也允许地主照旧收租，并未改变土地占有关系，只一部分地区因地主逃亡，册籍散失等原因，改向佃农征收钱粮。

尽管太平天国并未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但还是在多方面体现了《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打击了地主阶级，保护了农民利益。这主要反映在：一是没收了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寺院、庵观的土地归公。先是在天京城内，没收了居民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私产，由天朝政府管理，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地主所有的土地。后又在天京以外，也在所克地区，没收官僚的土地。如克常熟时，将翁、庞、杨、王等大官僚地主的田地尽行没收，交农民耕种。有的地方，太平军还将地主的租米没收充公。二是支持农民对地主抗租和减租的斗争。在太平军打击下，很多地主逃亡，原来的佃农就可不必向地主缴租；有的地区即使地主不逃，但农民拒绝向其缴租，如天京城外三十里的陈墟桥蔡村，农民在向太平天国缴纳钱粮后，就不复交田主粮。1862年，江苏吴江太平天国当局还将“田凭”发给佃农，“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有的地方，如无锡的佃农，将租田当自产，不向地主交租。事实说明了太平天国不仅在前期，而且在后期，一般是支持农民向地主拒缴或少缴地租的。不过，后期有些地方也出现太平天国地方当局支持地主向农民收租的情况。

商业政策　太平天国按照“天下一切财富都是上帝创造”的教旨，一度宣布废除商业。执行中因障碍重重，几经修改，以后就定为：在天京城内和其他太平军防守的重要城池禁止设店之外，允许而且鼓励商人在天京城外和其他州县城外自由经商。为此，太平天国还在1854年6月颁行银钱、大钱、小钱三种钱币（后两种为铜币），并在水陆要道设关收税。

太平天国规定，开店者必须先向政府领取“商凭”。政府在发给商凭之前，先要稽查商人所报的资本。商凭上载明了商人应予遵守的纪律和道德。例如在《金匮黄兴和头绳花布店商凭》上，就有“一切货物，务须公平交易，既不得奇货自居，亦不得高抬市价”，“无论大小贸易，概须至公至正，无党无偏”，等等，体现了保障消费者利益，也给商人正当好处，以繁荣经济的精神。

太平天国还经常用船运淮盐到湖北各地，廉价出售，并运回当地布匹，到安徽、江苏廉价出售，便利了境内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对于中外贸易，太平天国也积极提倡，但严禁鸦片，不准外商将此“害人之物”运入境内。

由于执行了上述商业政策，太平天国境内商业一度繁荣兴旺，天京城郊、苏州四乡、宜兴大浦镇、常熟徐六泾港、无锡东亭、长兴鸿桥等市镇，都成为商贾云集的商业中心。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也得到相当发展。据英国人呤唎（A.F．Lindley）著的《太平天国亲历记》记载，太平天国前后的中国茶、丝输出额为：

外贸发展固然由多种原因促成，但同太平天国执行正确的商业政策是分不开的。

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　太平天国独尊上帝，排斥包括儒、佛、道在内的各种偶像。太平军出广西北上时，烧了湖南道州、郴州的孔庙；定都天京后，把江宁学宫改为宰夫衙；北伐、西征军也烧毁山东临清的孔庙大成殿、安徽潜山的孔庙木主，等等。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的当年，就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随即大力搜书、焚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⁴⁾这场严厉的搜书、禁书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孔孟传统文化的权威。但是，儒家传统文化已有几千年历史，不是简单、粗暴的搜书和焚书所能摧毁，也不应不加区别地一概毁弃。太平天国这种做法，对于受到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至一般人民，容易引起疑惧和反感。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之所以着重攻击太平天国污毁孔孟的行为，就是借此以蛊惑人心的。

在激烈反对传统封建文化的同时，太平天国出版了自己的一些书籍。1856年前共印行了二十四种，其中包括《天朝田亩制度》和规定作为人民读本的《新遗诏圣书》《旧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以及用作儿童课本的《御制千字诏》《三字经》《幼学诗》。

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如禁读儒、佛、道书籍，可读之书就很少了，仅有这几本太平天国自己印行和规定可读的书本，是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因此，太平天国很快改烧书政策为删书政策，特设“删书衙”。经删改重印后的古书，仍准民间阅读。所删的以改变帝王称呼和直书孔子之名为主，可见事实上主要只是删改某些表面的东西，并没有清除儒家思想或其他传统文化的实质性内容。到1861年颁布《钦定士阶条例》，在所附《劝戒士子文》中，更提出“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而让士子们“诵习书史，博览篇章”。这就进一步容忍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了。

太平天国还提倡“文以纪实”，反对故弄玄虚、矫揉造作，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为此还仿用了西书中一些标点符号，最常用的有四个，即“、”号（其用法与现在的“，”号相似）、“。”号（用法类似现在的“。”号和“：”号）、“——”号（人名号）和“”号（地名号）。

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和仿用标点符号，便利了广大人民掌握文化。但太平天国自己却又规定了不少代用字和隐语，如将“国”字用“郭”代，“火”字用“伙”“煷”代，等等。众多的隐语中，有以“高老”指上帝，“真草”指真心，“云中雪”指刀，“红粉”指火药，等等。创造和改写的一些字，除“太平天国”的“囯”字是创造的外，凡“鬼”字作偏旁的字改用“人”字作偏旁，等等。这些，除了少数改字有贬斥敌人之意外，多半出于封建“避讳”观念，并受绿林“海底”的影响，对于推广文化事业并无禆益。(www.xing528.com)

太平天国对于知识分子，是通过开科取士和出榜招贤的方式加以收罗。开科取士最早行于1851年在永安时期，定都以后建立了正式的考试制度，分县试、省试、京试三级，分别录取秀才、举人和进士等。考试的文体虽仍用八股试帖体，但试题不是从“四书”“五经”，而是从太平天国官书中选出。录取名额也较宽，如1854年湖北参加省试入场者不及千人，取中的竟有八百余名；安徽参加省试的二十七个县，中举者有七百八十五人；1857年潜山一县即中文、武举人一百五十七人。考试之外，太平军每克一地，皆出布告招募知识分子，录用者多数任文书工作，被称为“先生”。由于缺乏自己的培养训练人才之法，所沿用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知识不多而又心持两端的人，因此，就整个来说，太平天国并没有把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争取过来，为己所用。

妇女政策　太平天国从“人人都是上帝子女，都是兄弟姊妹”的教义出发，主张男女平等。在政治上，妇女和男子一样，可参加政府工作，可上前线作战；在经济上，规定男女一样分田；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从而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还下令放足，禁止缠足。这些都是对妇女解放所作的努力，其中男女一样分田，因《天朝田亩制度》按人口平分土地未能实行，故没有兑现。其他一些规定，则大都是执行的。例如：金田团营时入伍的梁立泰，至1851年冬已官至军帅，而其母胡大妹亦官至女军帅。又如1954年在浙江绍兴发现的太平天国两张“合挥”（结婚证书），上面只写结婚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没有什么“门当户对”之类的规定，说明太平天国在实践上，是废除买卖婚姻的。

太平天国在妇女解放方面所作的工作，对改善妇女地位和心理状态，起了良好的作用。有一个英国人吴士礼（Wolseley），在1860年随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以后又到上海、南京、汉口等地。他归国后著有《太平天国观察记》，写道：“这里跟全国我所曾游的其他城市大异的地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而又绝不装模作样害怕外国人如其他中国妇女所常为者，亦不回避我们。”

太平天国在妇女问题上，仍然摆脱不了封建枷锁。如所颁的《幼学诗》大力提倡：“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用母鸡不能报晓，来比喻妻子在家庭中只能服从丈夫。太平天国的领导人，还借上帝之命行多妻制，洪秀全等人更制作了大量充斥封建糟粕的《天父诗》，宣扬妇道、妻道等。

外交政策　太平天国兴起时，英、法、美、俄等国都曾打算用武力支持清朝。后因各种原因，其中主要是太平军迅速胜利进军，清朝岌岌可危，外国侵略者才没有立即用武力干涉，表示在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保持“中立”。接着，1853年4月底到5月初，英国驻香港总督兼出使中国全权代表文翰（S．G．Bonham）等人，同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 de Bourboulon）等人，1854年5月底6月初美国专使麦莲（R．M．McLane）等人，以及同年6—7月间英国舰长麦勒西（Mellersh）等人，纷纷前往天京，窥探太平天国的政策和虚实。从此，太平天国开始了与外国侵略者的交涉来往。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外交经验，对各国了解亦甚少。由于在宗教上都崇拜上帝，因此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幻想，视西方人为“洋兄弟”。但另一方面，洪秀全在起义之前所写《原道醒世训》中，反对“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他还说过：“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⁵⁾这些都表明了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外交立场。太平天国实际执行的，正是这样的外交政策。

文翰到天京后，派译员密迪乐（T．T．Meadows）见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表示英国采取中立政策。文翰又用书面照会太平天国，提请注意英国与清政府订有《南京条约》。东王杨秀清在答复中，申述了“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同意外国人可来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以顺天意”。这里，“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之类，是缺乏警惕的幼稚话，但答复中根本不理睬文翰照会中要太平天国尊重《南京条约》的要求。当文翰离京经镇江时，派密迪乐去见守将罗大纲，罗大纲告诫英国人，不应再卖鸦片。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到天京，与秦日纲会谈时，也提请注意中法《黄埔条约》。秦日纲以漠然对之。麦勒西到天京时，则提出了三十一个问题。杨秀清在《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严正指出：太平天国胜利后，“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⁶⁾这里所说“立埠之事”，即是订立通商条约，杨秀清明确表示以后再说，实际上是不承认清政府已订的不平等条约；“害人之物”即鸦片，则明确禁止，没有谈判余地。以上这一切均表明，太平天国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不屈服于外国威胁，严禁鸦片，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同时也真诚欢迎各国平等交往，发展贸易的外交立场和政策。

太平天国这种外交政策一直坚持到运动失败而从不动摇。因而当后来外国侵略者帮助清朝统治者进攻太平天国时，太平天国就奋起反击，表现了中国人民凛然不可侵侮的民族气节。

(1)　“小天堂”含义有二：一是指天京，即“金陵小天堂”；二是指人间天堂，即洪秀全所解释的：“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

(2)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5页。

(3)　《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9页。

(4)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735页。

(5)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854页。

(6)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