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反入城斗争：中国人民抵制资本主义侵略，捍卫国家尊严

《南京条约》签订后，炮火暂息。但在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门等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继续发展，其中尤以广州反入城斗争，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

经过鸦片战争和三元里战斗，广州人民不仅对英军烧杀淫掠的暴行恨之切骨，而且“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深知英夷之不足畏”。⁽¹⁷⁾他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以“社学”形式组成抗英武装，阻止英军进入广州城。

“社学”，又称“义学”“书院”，始于明初，相沿至清。原为“学人课艺”“绅耆讲睦”的教育组织。清中叶后，逐渐变为地主士绅兴办团练以“御盗贼”的场所。鸦片战争期间，民族矛盾尖锐，人民自发要求抗英，在一部分爱国士绅也投入反侵略斗争的特定条件下，社学就成为团结和组织乡勇进行抗英武装斗争的合法形式。从1841年6月广州西北石井士绅李芳等筹设升平社学起，到1849年，广州以及附近南海、番禺、从化、花县、增城等地，已经按社学和团勇的组织，集结了几十万人的抗英队伍。他们“踵寓兵于农之法”，“无事则负耒力田，闻警则操戈御侮”。⁽¹⁸⁾以广州附近的升平、东平、南平、隆平等社学最为著名。爱国士绅在社学中起着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店员、城市贫民及天地会众，是社学的基本群众。城乡社学组织虽无统一的领导机构，但在团结御侮的共同目标下，以“通传飞柬”形式彼此联络，守望相助。

在社学推动影响下，1842—1849年间，广州人民掀起了一系列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

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一向居住在广州城外珠江畔的洋馆。1843年7月，广州重新开市后，英国曲解《南京条约》，要入城贸易和租地建屋居住。城乡人民舆论沸腾，坚决反对。清朝官员则见风使舵，或“抑民抚夷”，或“顺民阻夷”。这场斗争，形式上是为了不准洋人进入广州城，实质上却表现了中国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不平等条约的顽强抗争，对封建统治者卖国投降的坚决抵制。(www.xing528.com)

1844年和1845年，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时（J．F．Davis）多次交涉，要求催办入城之事，均未得逞。1846年1月，德庇时乘兵船直驶珠江，援引福州已准英人入城的先例，胁迫两广总督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联衔发布告示，准许英人进入广州城。告示一贴出，立即被百姓撕毁。耆英派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密定进城日期，社学侦知后，立即“于城厢内外遍张揭帖，约以夷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1月14日，数千群众攻入刘浔府署，“搜其朝珠公服而焚之”，吓得刘浔从后院翻墙而逃。⁽¹⁹⁾社学又出揭帖，约期攻打洋馆。德庇时怕事态扩大，被迫带兵退回香港。耆英乘势落篷，将刘浔做替罪羊撤职后，贴告示“杜绝英人入城之请”。

英国挟征服者的凶焰，欲借武力强行入城。1847年4月，德庇时率大小军舰二十余艘、侵略军一千余名偷袭虎门，闯入省河，炮击广州城，提出包括进城在内的七项要求，限八小时内答复。耆英“惧激民变”，又“惧开边衅”，与英国秘密谈判，约定两年以后允许入城，以渡过眼前难关。

1848年，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叶名琛授广东巡抚。这一年，新任香港总督文翰（S．George Bonham）继任英国驻华公使。1849年2月，文翰根据耆英的许诺，要挟徐广缙践约进城，并以“助兵弹压”、北上“询问”、“阻运截漕”相威胁。徐广缙举棋不定，在两有所难的情况下，只得上奏朝廷。道光皇帝的答复也是模棱两可：“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只准暂入，不准常住”。但是广州人民不答应，“提及进城，无不立动公愤”。⁽²⁰⁾抗英武装“同仇共愤”，很快行动起来，“城厢内外街之团勇，户户出兵，合计不下十余万人”。徐广缙权衡利害，觉得“婉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²¹⁾决定采取“顺民阻夷”的办法，在4月1日照会文翰，拒绝英人入城。文翰带领兵船到虎门进行恫吓，坚执进城。社学群众十万人守卫珠江两岸，严阵以待，呼声震天。文翰慑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威力，不敢贸然动武，只得暂时退出珠江。4月11日复照徐广缙，表示以后不再辩论进城之事。

广州人民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的抗争，挫败了侵略者强行入城的计划。事后，文翰在给帕麦斯顿的报告中，供认：“附近民众和团勇会坚决抵抗我们入城，结果使我们非用极大的武力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抵抗力量比1841年第一次抵抗时要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