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变

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采取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政策，封建士大夫“避席畏闻文字狱”⁽¹⁰⁾，因而笼罩着当时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是一片面向故纸，背对现实的沉闷气氛。

英国军舰的隆隆炮声，《南京条约》的丧权辱国，加速了“天朝上国”的衰败没落，使封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从昏睡状态中惊醒过来。地主阶级中关心国家命运和“世情民隐”的有识之士，不能不睁开眼睛看看世界，议论国事，发出外抗强敌、内求变革的呼声。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一个世族书香和三世京官的家庭。1829年（道光九年）中进士，历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官职，抑郁不得志。鸦片战争爆发后第二年，客死江苏丹阳云阳书院。龚自珍在世的五十年，是中国封建社会正在崩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刚刚开始的转折时期。他留给后世的三百多篇文章和近八百首诗词，不只是对封建末世的愤怒抨击，而且呼唤未来，向往改革，开了近代中国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

揭露封建“衰世”的腐朽黑暗，是龚自珍思想的最大特色。他把社会境况形象地比喻为：“日有三时，一曰早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认为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已处于“昏时”，即“衰世”阶段，犹如“日之将夕”，无可挽回了。为什么朝廷昏庸，吏治腐败，士风卑下，民生凋敝？从政治上分析，龚自珍将批判锋芒指向了腐朽的官僚体制。他在《明良论（三）》中指出：从秀才、举人到考取进士，年过三十，还只到达追逐封建功名的起点；从入翰林院到任尚书，一级一级须要爬三十或三十五年；至大学士又得花十年。“贤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的结果，年轻有为的“英奇未尽之士”，始终无法“起而相代”，“此办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源也”。从经济上分析，龚自珍认为，本源在于“贫富不均”。贫富之间由“小不相齐”至“大不相齐”，由“大不相齐”必至“丧天下”。这才是“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

大声疾呼地要求变革，是龚自珍思想的又一特色。他立足现实，联系历史，提出了“更法”“变功令”的改革主张。在他看来，“自古及今，法无不改”，肯定了改革是历史必由之路，痛斥了那种“拘一祖之法”而不思变革的顽固主张。要变法，就要有人材，“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然而，他所急盼的人材，是有见识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因而他的改革方案，也就只能是“药方只贩古时丹”。例如，“按宗授田”的均田设想，不过是将地租关系纳入宗法家族制度，按照血缘亲疏，调节土地分配，克服“大不相齐”的矛盾，以缓和因土地高度集中而激起的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长期闭关自守，使龚自珍无法了解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他只能从理想化的中国古代社会改革中，去寻找救世良药。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用心研究边疆历史、地理，主张移民实边，开发西北，十分警惕沙俄侵略者从陆路觊觎中国领土。1838年12月，当好友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时，龚自珍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痛斥鸦片为“食妖”，激励林则徐坚决禁绝鸦片，对吸食者处以绞刑，对贩卖制造者处以斩刑，对破坏禁烟的绅商官吏要“杀一儆百”；期望他统率重兵，“修整军器”，坚守海口，抗击英国的武装入侵。

龚自珍全神注视着中国历史转折时期正在发生的巨大事变，他是带着时代赋予的改革思想和反侵略思想，进入中国近代社会的。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官员中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¹¹⁾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广东禁烟和抵抗英国侵略，是林则徐政治生活和思想发展中最光彩的一章。他主张严禁鸦片而不反对正当的中外贸易；要求抵抗侵略而不排斥学习敌人的长处，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¹²⁾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而不取“防民甚于防寇”的政策；还能丢开“天朝大吏”的所谓“体统”，派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以了解敌情，抉择对策。这些思想见解，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

林则徐还高度警惕沙俄对西北的陆路侵略。他被清政府遣戍新疆伊犁后，从1842年冬起，在西北边疆度过了将近三年。“乱吹戈壁龙沙起，桃杏花开分外红”。⁽¹³⁾林则徐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边陲的深情。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早就对中国富饶的新疆抱有野心。鸦片战争以后，沙俄趁清政府忙于应付海警，打着“友好通商”的旗号，深入新疆地区进行经济侵略和间谍活动。清政府为沙俄的“友好”姿态所迷惑，西北边疆毫无战守准备。曾与英、美侵略者交锋的林则徐，敏锐地察觉到沙俄隐藏着极大的领土野心，认为“动以御外侮”是伊犁驻军的主要职责。他一面向伊犁将军布彦泰建议，“改屯兵为操防”；一面亲自踏勘天山南北阿克苏、喀什、和阗等地，浚水源，辟沟渠，屯田三万七千余顷，以兵农合一、屯垦戍边的办法，增强抗御力量。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关心边事的清朝官员和爱国知识分子，“方以西洋为忧”，向林则徐请教方略。林则徐大声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¹⁴⁾林则徐敲起“俄患”的警钟，终为日后事实所证明。(www.xing528.com)

林则徐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位开明的政治家。在新旧交替的进程中，他不是身子向前、脸朝后的人物，而是企图给中国引进某些西方的进步东西。云贵总督任上，林则徐眼见云南矿厂由于官府的腐败经营而流弊丛生时，曾于1849年3月上奏道光皇帝，请准“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¹⁵⁾这种准许民间集合资本，开发矿产的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步伐，表现了社会革新的倾向。

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一员，林则徐跳不出“忠君”思想的窠臼。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始终是他的根本立足点。正因为这一点，他不可能违拗道光皇帝的意旨，不可能和人民的反侵略活动真正结合，不可能不去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清起事。这一切，都典型地反映了林则徐不可能突破的阶级性格。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22年（道光二年）中举人，1844年中进士。魏源与龚自珍、林则徐交往甚密，切磋学问，议论时政，注重经世之学。时人并称“龚、魏”，同为变法维新的思想前驱。1826年以后，曾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先后为两江总督陶澍和林则徐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1842年，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争。

从鸦片战争爆发之日起，魏源便注意了解和研究世界；战后，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增补中外资料，完成著名的《海国图志》。这部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巨著，以它的先进思想，启迪和鼓舞了后来中国的维新志士，也曾影响及于日本的明治维新。

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魏源去寻找救国图强、强国御侮之道。在《海国图志》中，他系统发挥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强调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魏源认为，“船坚炮利”是西方战胜中国的主要原因，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他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英、法等国在军事上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注重发展工商业，“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指出：“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从这个战略思想出发，他认为只有“诱贼入内河”，才能将侵略者的兵船前堵后截，使其难以发挥威力，从而乘机歼灭之。

魏源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主张在军事技术上师敌之长，补己之短，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在清王朝腐朽统治下，整个社会濒临“鱼烂河溃不可救”的困境。魏源要求革新，主张变法。他强调：“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¹⁶⁾鸦片战争前，他要“变”要“革”的，还只是停留在漕运、票盐、屯垦、河道水利等方面的“兴利除弊”。鸦片战争后，从《海国图志》看，他的变革思想有了发展，不但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收辑了仿造西洋船炮器械的图说、资料；而且鼓吹创办民用工业，提出了“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自售者，听之”的建议；甚至羡慕美国的联邦制度，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瑞士，颂扬为“西土之桃花源”。

魏源的改革思想中，虽然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微弱呼声，有称赞资产阶级政体的某些词句，但脚步却始终没有跨出封建主义的门槛。幻想清王朝能改弦更张，通过学习西方某些富国强兵之道，以重振国威。正是这个政治立场，驱使魏源在1853年任江苏高邮知州时，组织地主团练武装，对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民族抵抗的烈火，抨击黑暗的义愤，是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富有时代特色的反侵略思想和改革思想的源泉。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积极贡献，正在于：愤怒地谴责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尖锐地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出要求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最初呼喊。他们的思想，共性是主要的，但是雷奔电驰的斗争形势，所处地位的不尽相同，又使他们各有自己的个性。从而显示了这条链索上三个相互紧扣的环节。反对侵略是他们的共性，但龚自珍偏重于揭露，林则徐的业绩在抵抗，魏源的思想贡献却在系统阐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改革也是他们的共性，龚自珍去世早，对西方了解少，因而“药方只贩古时丹”；林则徐是开明的当权督抚，虽能睁开眼睛看世界，也只能在封建体制上“炼石补天”；魏源的改革思想中，向西方学习的呼声，相对比较强烈。这正是那个时代的斗争，在思想界留下的前进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