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八十年：自然经济受到外部冲击

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来自外部的严重冲击。

《南京条约》刚订立，璞鼎查就宣告，他已为英国资产阶级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香港英文《中国邮报》发表社论，认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被“新市场的美景”冲昏了头脑的英美资产阶级，前推后挤地向中国倾销工业品。1840—1845年，只不过短短五年，英国对华商品输出额增加了四倍多，达到二百三十九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美国也竭力向中国倾销本国的工业制品。

但是，英、美资产阶级一般商品对华输出的增长额，与它在中国市场的实际销售情况，并不相符。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⁵⁾从1846年起，英国对华商品输出额开始急剧下降。显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对于外国商品的容纳量很有限度，而摧毁这种经济结构，却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战后十余年间，中国自然经济首先受到冲击的只是沿海和长江下游各省。

英、美资产阶级在倾销工业品的同时，大量掠夺丝、茶等中国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1842—1846年，茶的出口增长一倍，达到八千四百多万磅；丝的出口增长将近五倍，达到一万八千多包。1846—1856年，茶的出口又增长百分之五十五，达到一亿三千万磅；丝的出口再增加三倍多，达到七万九千多包。中国丝茶大量出口，一方面扩大了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中商品经济作物的比重；另一方面又必然导致农业经济中自给比重的缩小。

战后，江苏、浙江一带的蚕、丝生产和上海附近的缫丝业，由于丝货出口激增而大有发展。杭、嘉、湖地区许多农户本以农桑为业，至同治初年，已是“半以蚕桑为业”。邻近上海的产丝中心南浔镇，就出产著名的辑里丝（即七里丝）。据《南浔志》中有一首题为《南浔丝市行》的诗写道：“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声万语聋人耳。”⁽⁶⁾可想见其盛况空前了。茶叶出口的增加，也促进了国内茶叶生产和制茶工场的发展。福建崇安武夷茶，战前大多内销，战后通过福州、厦门、广州大量输出，茶商每家经营资本，动辄百数十万元。咸丰初年，制茶工场在上海迅速发展，据记载，当时茶叶外贸供不应求，“于是上海沪商乃采买毛茶，在沪改制”，“土庄茶栈约三四十家，营业颇为发达”。⁽⁷⁾然而，丝、茶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受外商尤其英商的控制。中国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且不能不服从它的需要。

棉纺织业是中国最大的手工业部门，也是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它因洋布、洋纱等机器产品的大量进口而逐渐受到破坏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典型地反映了战后中国自然经济的开始解体。

上海、松江、太仓、苏州一带盛产棉布，本是江南棉纺织业中心，战前国内销路很广，还有一部分经由广州出口。但因上海开埠和洋布、洋纱入侵，这一带的手工棉纺织业很快衰落下去。据1846年包世臣记载：松（江）、太（仓）利在棉花梭布，“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⁸⁾上海本地棉纺织业被破坏的情况也很严重。1847年7月，英国商人吉布在下院答辩时提道：“中国人所织的白而结实的布，比我们的货物贵得多。我在上海发现，由于我们的布代替了他们的布的结果，他们的织布业已迅速下降了。”⁽⁹⁾福建、广东的情况基本相同。大体说来，英、美资产阶级是以机制纱布的低廉价格（所谓“三之一”）为武器，由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线的城乡地区，一步一步地向交通不便的内陆腹地推进，逐渐破坏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

其他手工业部门，凡是受到进口工业品排挤的，如冶铁、制针、制靛等行业，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坏。(www.xing528.com)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中国农村经济作物比重的增加和棉纺织等家庭手工业的遭受破坏，丝、茶出口的增长和农产品加工工场的发展，这一切都表明，战后十余年间，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的商品生产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成为它的经济附庸。

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在封建社会末期本来是一种历史进步的现象，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有它的特殊情况。因为，这个过程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行发展的结果，而是伴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出现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扩展殖民地贸易和加紧经济侵略强行促成的。这种变化虽然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但这决不是外国侵略者的目的。外国侵略者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他们的需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有新的变化。

五口通商以后，公行制度废除。外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注意培植为他们服务的买办和买办商人（Comprador，即“康白度”，也译为“通事”）。五口地区出现的这类为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鸦片，收购丝、茶原料，刺探情报，经办事务，把自己的命运和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的买办商人，就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买办阶级。

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最大的外贸港口之后，买办迅速成为一股社会势力。这批买办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但多半是从行商转来，或原先同外商有过交往的广东帮商人。如，上海最早的美商旗昌洋行买办吴健彰（1815—1870），又称“爽官”，原先就是广东“同顺行”商人。此人后来用钱捐了一个官职，1848年署理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此外，宁波帮商人在上海买办中势力也很大，著名的有穆炳元、杨坊和钱塘（今杭州）人吴煦等。杨坊（启堂）既是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又是经营丝行、钱庄的老板。吴健彰和杨坊，后来在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和组织华尔洋枪队的事件中，都是些恶名昭彰的人物。

买办商人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一批典型的洋奴。经济上，他们为外国资产阶级掠夺中国服务，并从主子那里分肥；政治上，他们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支柱，并在沟通中外反革命势力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还为它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即中国无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为了扩展对中国的贸易掠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陆续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开辟码头，招雇海员，兴办企业，设立了一批船舶修造厂和印刷厂（如1843年上海墨海书馆，1845年广州柯拜船坞，1850年上海字林报馆，1852年前的上海美商船厂等），雇佣和剥削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