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侵略带来的中国社会灾难

鸦片侵略使利欲熏心的鸦片贩子们大发横财，使英国政府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难以估计的好处；但对被侵略、被掠夺、被毒害的中国来说，却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

首先，鸦片流毒全国，给中国封建经济带来严重祸害。

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国每年要流出大量白银。中国虽然产银很少，但长期来由于外贸出超，每年都有白银流入。英国对华贸易在1721—1740年间，有百分之九十四点九是以白银来支付的，输入的货物仅占百分之五点一；即使在1792—1808年的十七年间，中英贸易结算，中方收益仍高达八百万英镑，合三千二百万银元。但从鸦片大量涌进后，白银流向发生了根本变化。《英国议会文件》提到，1829—1840年间，从中国“输出国外的现货（银元、纹银和黄金）则几达五千六百万元”。⁽⁸⁾据估计，鸦片战争爆发前二十年间，从中国外流的白银，累计一亿元以上（每年平均约五百万元），相当于那时货币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

大量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圆形方孔的铜钱），规定每两银子换制钱一千文。尽管市价与官价间容有出入，直到嘉庆朝（1796—1820）为止，波动幅度一般都没有超过两百文。但从道光朝（1821—1850）开始，银贵钱贱情况日益严重，到1838年，每两银子竟可换钱一千六百三十八文。银贵钱贱的最大受害者是劳动人民，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售自己的少量产品时，得到的是铜钱，但“完粮纳课，均需以钱易银”，这样，他们的实际赋税负担，无形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中小商贾也受影响，以各省经办盐课的商人来说，“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则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

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结果，又造成百业萧条、市场凋敝，使本已停滞的封建经济，更加衰败。林则徐曾对苏州南濠和湖北汉口这些著名的商业集散地进行调查，发现各种货物销路皆疲，重要原因是鸦片吸走了作为市场交换手段的白银。这一切，不仅使老百姓陷入困境，也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结果，封建经济出现严重的危机。

其次，鸦片使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在心灵和肌体两方面受到毒害。

鸦片最初只在沿海一带行销，后来通过大小窯口和广货挑担深入内地，1829年已滋蔓十几个省。吸食鸦片的，起先只是一些过糜烂生活的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和纨绔子弟，后来逐渐扩大到了依附统治阶级的各色人等，如宫廷太监、幕友、差役、轿夫、商贾、娼妓、优伶、僧尼道士，甚至连驻防旗兵、绿营兵丁也都手握烟枪，吞云吐雾。据估计，1838年，中国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已有两百多万。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篇社论中，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Montgomerie Madding）的话，痛斥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残酷，因为“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⁹⁾(www.xing528.com)

第三，鸦片贩子的大量行贿，使清王朝的吏治更趋溃烂。

“政以贿成”，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明显特征。从乾隆朝开始，皇帝专用亲信的内务府旗人为粤海关监督，通过这个渠道勒取报效，搜括珍奇。1790年曾一度下令，不准呈进钟表、洋货等物。但1820年又规定“办贡”，不仅给粤海关监督开了一份贡品清单（如朝珠、钟表、镶嵌挂屏、珐琅器皿、千里镜等），要粤海关以“备贡”为名，向皇帝交纳现银（每年十五万两），而且还用发售人参的名目，向行商高价勒索。就这样，粤海关从鸦片走私中受贿，皇帝则从粤海关分肥。

上行下效，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官员兵弁，也泰然自若地从鸦片走私中得贿获利。以广东为例，1826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装模作样地设巡船缉私，但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1837年与洋船约定，每万箱送数百箱交水师“报功”，甚或以水师船代运进口。而韩肇庆反以缴烟有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情况也是黑幕重重，水师官兵的收入，竟有十分之九来自规银。

清政府因其腐败而受贿放私，又因受贿放私而更加腐败。上自清朝皇帝、地方督抚，下至禁烟缉私的官员兵弁，相当一部分人直接间接都从鸦片走私得贿取利。所谓禁令，除供官员作为勒索更多规银的“上方宝剑”挥舞外，几乎一无用处。

鸦片侵略成了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群众视罂粟为“妖花”，比鸦片为“毒蛇”，斥走私船为“鬼船”，愤怒控诉英、美侵略者“贩卖鸦片，毒我生灵，伤民命奚止数百万众，耗民财奚啻数千万金！”⁽¹⁰⁾1817年5月，美国船窝巴士号夹带鸦片，偷赴广东香山县海面兜售，当地渔民、疍户自发地组织起来，打死美国烟贩五人。1828年，长江、淮河流域一带人民，因痛恨烟毒泛滥、银价高涨而酝酿“闹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