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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鸦片贸易:近代中国八十年,罪恶交易惊人利润

更新时间:2025-01-16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1757年英国占领孟加拉后,迅即夺去其他各国商人和印度商人在孟加拉收购鸦片的权利,于1773年从加尔各答向中国试销鸦片成功。1773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对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走私贸易,伦敦的英国政府历来是默许和包庇的。英国贩运鸦片的走私船只美国烟贩的罪恶仅次于英国。当时在广州的美商,除奥立芬洋行外,其余都经营鸦片贸易。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的是十倍于成本的惊人利润。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麻醉毒品,原产于南欧、小亚细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因为它有催眠、镇静、止痛等作用,自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材征税进口。十七世纪,吸食鸦片烟的恶习,从南洋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流行用烟枪灼火吸食,吸食者“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2)所谓鸦片贸易,也就成了毒品贸易。

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有产于印度的孟加拉鸦片、麻洼鸦片,以及土耳其和波斯鸦片。西方殖民者侵入印度后,葡萄牙人首先从果阿、达曼向中国澳门贩运鸦片,但数量不大,1729年清政府下令禁烟前,每年不超过两百箱。1757年英国占领孟加拉后,迅即夺去其他各国商人和印度商人在孟加拉收购鸦片的权利,于1773年从加尔各答向中国试销鸦片成功。从此,英国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

1773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华伦·哈斯丁(W.Hastings, 1774年第一任印度总督)制定了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政策,帮助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哈斯丁明知鸦片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它的国内消耗;但却以垄断方式来增加生产,鼓励出口,毒害和掠夺中国人民。哈斯丁在印度总督任内一再强调,“不要干涉鸦片收入”。1797年,东印度公司又取得了制造鸦片的垄断权。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英国用强制或垫款的方式,在印度推广种植鸦片;垄断这种毒品的生产,并使鸦片的调制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然后由政府官员在加尔各答市场标价拍卖,交走私商人贩往中国。这样,到“1800年,东印度公司就已经将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在中国推销鸦片的技术,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3)

英国在印度设立的鸦片制造厂仓库

清政府是三令五申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1729年(雍正七年),清政府颁发第一道禁烟诏令,对兴贩鸦片、私开烟馆者治刑,但对吸食者尚未论罪。自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至1839年(道光十九年)的六十年间,清政府上自朝廷,下迄督抚衙门,先后发过四十五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但是,由于外国鸦片贩子走私与行贿并用,清朝整个官僚体制腐败,明发禁令,暗受贿赂,因此不管是道光以前采取的“塞源”(禁止鸦片输入)、“遏流”(查禁内地私销),还是道光时期加上的“正本”(禁止官民吸食),都没有能收到禁烟的预期效果。

从十九世纪初年到鸦片战争前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1800年为四千五百七十箱,1838年递升达四万零二百箱,增加了将近八倍。在这三十九年里,英美鸦片贩子把四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箱鸦片运进中国,(4)从中国掠夺了价值三四亿银元的财富。这一时期,外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大致情况是:

1800—1820年,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用行贿为走私铺路,以黄埔为走私中心,每年平均销售鸦片达四千二百四十四箱。

1822—1830年,外国鸦片贩子在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默许下,以停泊伶仃洋面的趸船为据点,进行赤裸裸的武装走私,每年平均销售鸦片一万一千八百零四箱。“快蟹”“扒龙”(帆张三桅,左右快桨各二三十,配备枪炮,航行快速的走私船)在伶仃洋面由趸船起运鸦片,向沿海各口武装走私,并通过大小“窯口”(私卖鸦片的店铺),对中国内地布下鸦片走私网。(www.xing528.com)

1831—1838年,武装走私更形猖獗,鸦片输华激增,由1831年的一万六千五百五十箱,猛升为1838年的四万零二百箱,每年平均销售量高达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七箱。

三十年代鸦片贸易的恶性扩展,是英印政府竭力扩大孟加拉鸦片生产和鼓励麻洼鸦片大量出口的结果。从1830年开始,英印政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开辟了十五个种植罂粟的新产区,制定了对超产农户实行奖励的办法,从而使孟加拉鸦片的生产和销售量增加两倍以上。征收低税率过境税的办法,则使原先由葡属口岸达曼出口的麻洼鸦片,十分之九改从孟买大量输往中国。对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走私贸易,伦敦的英国政府历来是默许和包庇的。1833年,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一译巴麦尊,H.J.T.Palmerston, 1784—1865)在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Napier, 1786—1834)的训令中,特别提醒:“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他无权干预或阻挠英国在中国早已获得的鸦片贩运特权。”(5)从1834年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结束了。这时,鸦片贩子在英国政府支持下,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凭借快船利炮,更加放肆地走私鸦片。1839年,大鸦片贩子查顿(William Jardine),在英国下院作证时,曾毫不掩饰地说:“上下院在所有主教们的支持下发表过声明,认为废除鸦片垄断是不适宜的”。(6)这一切都表明,英国政府对于鸦片走私的猖獗,是负有罪责的。

英国贩运鸦片的走私船只

美国烟贩的罪恶仅次于英国。当时在广州的美商,除奥立芬洋行外,其余都经营鸦片贸易。据马士统计:1805—1836年(中间缺十年数字),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到广州的鸦片共九千六百四十四箱。另一个美国人丹涅特则认为:“土耳其鸦片在中国交货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因为走私的数字很大,实在无法确定”。“据一个大规模经营鸦片贸易的人声称,美国人每年销出的鸦片,自一千二百担到一千四百担。”(7)这就比前一个数字的每年平均数大多了。普金斯洋行和旗昌洋行,都是美国在中国的巨大贩毒组织。适应大规模鸦片走私的需要,他们特别建造了许多速度快又装备着重武器的“飞剪船”。为了掩饰贩毒罪行,有的美国传教士甚至诡辩:“鸦片无害于中国人,就像酒无害于美国人一样”。

沙皇俄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也由中亚细亚向中国贩运鸦片,成为从陆路来的鸦片贩子。

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的是十倍于成本的惊人利润。以1813年为例,一箱上等孟加拉鸦片“公班土”,成本不过二百三十七卢比,市场拍卖价格却是二千四百二十八卢比;其中,约三分之二利润进了东印度公司的腰包,三分之一则以鸦片税的名义归英印政府所得。英印政府每年从鸦片专卖和过境税中取得的收入,占其全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以1835—1839年为例,鸦片收入平均每年一千八百万卢比,折合白银五百十九万六千多两。至于从印度向中国贩卖鸦片,一转手就能牟取将近百分之五十的暴利。

罪恶的鸦片贸易,又是英国资产阶级扭转对华贸易逆差,打开中国市场的主要手段。如果仅仅从正当商品来分析中英贸易,那么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仍然处于每年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有利地位;但一加上鸦片贸易这只砝码,贸易收入的天平就完全倒向英国。1839年11月,伦敦的“印度与中国协会”主席、下院议员、资本家集团代表拉本德(G.G.de H.Larpent)等人,在给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谈道:自1837年7月1日到1838年6月30日,广州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中,鸦片一项就占了三百三十七万英镑(每镑合四元),抵销当年全部中国对英出口额三百一十四万英镑还有余。无怪英国资产阶级的孟买商会在《致大不列颠各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书》中,恬不知耻地赞颂鸦片贸易,说:“输出鸦片对于商务是有重大利益的,这就是把那个人口最多、资源最富的帝国的财富吸收出来,而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印度的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得英国制造品对印度斯坦的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运与一般商务大为兴盛,并且,还给英属印度的国库带来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全省的田赋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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