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陕西经济与交通发展的成果

从1930年杨虎城执政陕西到西安事变前，陕西社会迎来了近代少有的稳定发展时期。民国以后陕西兵匪迭侵，灾荒频仍，社会经济极为凋敝。1930年杨虎城将军主政陕西后，提出“救济灾荒、肃清土匪、澄清吏治、振兴教育、整顿交通、兴办水利、免除苛捐杂税、完成地方自治”^[17]等八项治陕主张，以图建设“西北新省”，在经济、水利、交通、教育和军事等领域均颇有建树。“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出于抗战的目的，也有计划地开展了西北建设，拟定《开发西北之计划大纲》《西北开发计划》等一大批计划方案，国民政府计划以十年为期限开发西北地区，涉及西北实业、水利、交通、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时期的西北开发声势浩大”^[18]，陕西经济、交通状况因此获得了快速的改善。

20世纪30年代，陕西的信件包裹运输以邮政为主，邮政业务的发展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陕西社会的经济与交通发展水平。从清末创立陕甘邮政以来，陕西重件邮包的运输大多是通过雇用大车来完成，运输的速度慢，且运输量有限。20世纪30年代中期，陕西的邮政运输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成为跨省邮寄的主流，现代化的邮政运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陕西邮政发展。1935年4月，长安邮局与西北公路管理局订立合同，陕西西安到兰州间开始采用公路直运的方式，比原有商营汽车公司商定之运费“低廉颇多”^[19]，也加快了陕甘间的邮运速度。同年，陕西邮政为降低成本，“自置汽车十辆，运输一部近程邮件”。^[20]清末新政时期，陕西各界曾筹划“自办西潼铁路，以免外人觊觎，而保自有利权”^[21]，并成立西潼铁路公司集股募集资金，但由于陕西地方贫瘠募股艰难，至辛亥革命爆发陕西始终未通铁路。1934年12月陇海铁路延伸到西安后，1935年又延展至陕西眉县，铁路的到来便利了邮政运输，“每次快车均挂有专用车皮，装运一切邮件，由邮局派出员工，负责往来押运”。从1935年开始，“邮件之数量及速率同驱并进”，“每天从陇海铁路收到的包裹数量庞大”。^[22]陇海铁路延伸到陕西是近代陕西交通条件改善的里程碑，也加快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这一时期陕西邮政的航空运输也开始普及。至少在1933年之前，陕西邮政管理局就已经通过欧亚航空公司开通了西安到上海、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的航空邮运。1935年9月25日^[23]，陕西邮政又开通了陕蓉间的邮政航空运输，每周两班。1936年9月由于西兰公路短暂的中断，陕西邮政曾“不得不用空运的方式维持西安到兰州的邮路”^[24]，可见当时航空邮递的规模和水平。西北地区交通状况的大幅度改善，民众邮递信件包裹的数量也随之增长迅速。1935年陕西邮政年度财务年报中记载：“查本年度邮政进款六十三万余元中，有六十二万元为售出邮票之收入。较比上年增加八万余元，约为百分之十五。”西安事变爆发前，陕西邮政运输业务一直呈快速增长的趋势。1936年10月，陕西邮政在月报中也自认为“邮政业务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增长”。^[25]

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上。20世纪30年代，陕西的人口规模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尤其以西安为代表的城市人口的增加最为迅速。1935年12月的邮政月报曾记载西安人口“比以往增加了三分之一还多”。^[26]当年的财务年报中更进一步说明“本市人口由十三万，增至二十万”。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陕西邮政管理局对西安人口的统计资料来看，1935年西安总人口的增速更高，实际规模也远远超过了二十万，兹见表1：

表1　1934—1935年西安人口统计表(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陕西邮区人口统计表》，1935年，陕西邮政管理局档案70-13-73-95，陕西省档案馆藏。

由表1可以看出，1935年4月西安人口比上年增加了53.99%，总计增加155514人。考虑到此时全面抗战尚未开始，由沦陷区迁移至陕的人口不会太多，如此快速且大量的人口增加主要是陇海线修建至陕带来的人口迁移的便利，以及杨虎城治陕时期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西安事变前陕西的金融业发展也极为迅速。全面抗战前，陕西的金融业务以邮政储金汇兑为主。仅1935年统计，“储金汇兑往来更越过上年之两倍”^[27]，储汇盈余达到了十万八千余元，西安事变前陕西金融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规模。为了推动邮政金融的发展，陕西邮局在1936年10月初还开展了儿童储蓄的新业务，此项业务很受民众欢迎，说明陕西社会的资金积累有了较高的提升。对于邮政业务的增长，陕西邮局认为有多个原因：“一是其他地区的移民，二是陕北红军的缩减，三是西安到南京间铁路交通的改善。”^[28]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陕西社会局面的稳定和杨虎城对陕西社会的积极治理。

杨虎城将军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之一，目前学界更多的关注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而多少忽略了他对民国时期西北区域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贡献。西安事变前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如何，陕西邮政档案无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献记载。西安事变之前陕西金融、邮政业务增长十分迅速，交通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现代汽车运输、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已经司空见惯。随着陕西邮政事业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大幅度改善，陕西社会与内地乃至沿海地区联系的日益便捷，也必然带来更多的外部区域舆论和思想。1933年福建事变爆发后，就有不少宣传抗日的邮件邮递到陕西，有的书写“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打到卖国的南京政府”^[29]，还有的写着“打倒蒋贼介石，贯彻抗日精神；实现劳动人民政权，拥护人民革命政府；保护人民权利，实行工农解放”的抗日口号。西安事变前陕西社会的抗日救亡思想的传播已经颇为广泛，陕西社会经济和交通条件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区域社会的思想与舆论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