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一场以抗日救亡为核心的政治事件，它的发生与“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动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是多重政治博弈促成的结果。中原大战后，1930年10月29日杨虎城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6]，开始近七年主政陕西的历史，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中央军在中原大战获胜后，即调派顾祝同设潼关行营，其军政力量也扩展到了西北地区；1935年前后，张学良的东北军集团为“围剿”长征红军，逐渐调入陕甘地区驻扎。至此在陕甘一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杨虎城十七路军系、张学良东北军系和国民党中央系四大政治力量并存的格局。面对西北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杨虎城认为：“首先必须在政治上有自己的作法。……如果需要取得外力的合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可靠的合作对象。”[7]杨虎城在区域执政上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并曾计划统一陕甘地区，扩大十七路军的实力；在与中共关系上，杨虎城采取联合共产党力量，任用共产党人，发展双方友好关系的策略；在对日问题上，杨虎城明确表达了请缨抗日的立场，并没有一味追随蒋介石的对日政策。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西，壮大了红军在陕力量，也引起了陕甘其他政治力量的关注，陕西的政治局面更趋复杂。国民党各派系围绕着抗战、“剿共”和区域政局控制等议题矛盾重重，这是西安事变得以爆发的重要政治背景。陕西邮政管理局出于邮政业务稳定的考虑，对于红军入陕后西北政治局势的变化比较关注，多次向总局汇报红军在陕甘地区活动的情况。
陕西邮政管理局月报等档案资料之所以会记录红军入陕的历史，一方面是出于对邮路通畅的关注。红军主力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多少会影响陕甘间的公路交通。如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入甘肃地区，红一方面军为接应而南下发起会宁城战役。陕西邮政管理局在9月的月报中记载，由于红军的影响，“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运输中断了”。[8]西兰公路是西北邮政运输的主要线路，该局自然极为重视。在所有的红军中，陕西邮政档案对红二十五军的记载最多。红二十五军是最先长征入陕的红军部队，在陕南“扩大苏维埃根据地”[9]是中共既定的目标，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后即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陕西邮政管理局在月报中多次提及红军，也是因为红军在根据地常会检查邮局的信件，一些战斗也会导致信件包裹的损失，这必然影响陕西邮局正常的邮递业务。根据陕西邮政管理局资料记载，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南后，其一部“约五百人在清油河（紫荆关）遇见邮差，拆毁邮件，并在排单及信件上加盖红军戳记”。[10]1935年11月23日，陕北红军在安塞县，检阅了“扶施邮局发往永宁寨第一三三号挑外邮差”[11]，并扣押了几份公文信件。红军检查邮件是为了获取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不过陕西邮政管理局也承认，红军在检查邮件时对邮差还是较为友善。1935年6月，陕南邮政的邮差在邮运途中被红军扣押，红军也只是“将邮差带到了红军营长面前问话，检查了邮政包裹，随后就放行”。[12]此外，邮政档案对于中央红军进入陕西、甘肃以及在陕北地区的活动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对于红军长征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史料补充。
另一方面，陕西邮政管理局对红军的关注也与对其误解和敌视有关。陕南地区近代以来治安较差，邮局邮差被抓甚至被杀的事件在邮政档案中屡有记载，这不仅影响正常的邮路畅通，也在邮差中造成较大的恐慌。红军入陕后在陕南地区从事的革命斗争，短期内还不能被当地群众理解和支持，也自然会引起邮差的担心和邮局的关注。例如陕西邮政管理局在1935年会计年度财务年报中就认为“前列之成绩固足庆幸，而本年中所遭之损失亦复不少”，因为红军的活动，“以至本区南北交通时有间断……他如焚毁邮件，损失票款者更不胜枚举”。[13]陕西邮政将邮政业务的损失主要归结于红军的活动显然是不客观的。由于政治立场的影响，这些邮政档案对于红军的描述大多刻意贬低，甚至蔑称为“土匪”，但基层邮差对红军的记录则是另一种评价。1935年，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南星镇及双石铺一带活动，于战斗中攻取了邮政局所，当地邮差在报告中称：“邮件公款并未遗失分文。查双石铺各局关卡商民并未伤坏一人，对于乡民宽代，公买公卖。”[14]红军严明的军队纪律和明确的斗争对象给邮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www.xing528.com)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政治主张和抗战思想上已经与南京国民政府有所不同，这在陕西邮政档案中也有相当程度的体现。该档案中收藏有不少十七路军各级部门的信笺纸，多印有革命和抗战的口号，如陕西警备师司令部的用笺纸上面印有：“压迫民众者是反革命，剥削士兵金钱者也是反革命”[15]，以及“遵守时间，努力工作”等字样。由此看来，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同中共的合作，乃至联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也与治陕期间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政治主张有直接的关联。
从陕西邮政档案资料来看，红军长征入陕不仅影响了西北原本复杂的政治格局，加快了国民党各派系的分化组合，同时伴随红军在陕甘力量的大幅度增强，也带动了陕西地区中共组织力量的发展，使联合国民党力量“建立这种抗日统一战线”[16]成为可能。因此，红军主力的到来，以及中共在陕西的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推动了西北政局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