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遏制、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除直接参与、制造军事摩擦、政治攻击等反共活动外，国民党还积极利用秘密社会势力破坏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据崔锡麟回忆，蒋介石“深知清、洪帮人数众多，隐蔽极深捕捉不易。……况当时川陕云贵等省洪门在野势力还很普遍”，为防止被其他党派利用，特指令戴笠联合杜月笙组织“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作为清、洪帮联合组织，并将全国清、洪帮头头都邀请来担任委员。[24]
抗战时期的西北地区具有特殊的政治态势，地方势力强大，国民党中央势力难以立足。1939年，军统局将兰州站扩大为西北区，其范围包括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成为军统局最大的一个区，其主要任务除反共外，就是监视防范西北区的各地方势力，如甘肃省河西走廊和青海省的马步芳、马步青兄弟；独霸宁夏省的马鸿逵、马鸿宾兄弟；还有新疆闭关自守的盛世才。“这些集团都像一个独立王国，各自暗中与国民党政府对抗。”[25]为此，国民党极力拉拢各种势力，秘密教门便成为其中一个对象。首先，准予各类秘密教门登记备案，承认其合法地位。青海湟中县韩永福于1941年创建永贵道堂，成员多系回族民众，1943年得到国民党湟中县政府备案核准，并正式定名为“净国永贵道堂”。[26]1939年，兰州理门志诚堂公所接到国民党皋兰县民政科的指示，要求改名为“兰州理教志诚堂公所”，并要求设立理事会和监事会主持一切。此后该组织每逢举办四大斋期及召集理事会和监事会之时，都要请国民党县政府（后为市政府）的有关部门，例如公安局、民政局、市党部等，派人来参加指导。[27]其次，进行渗透，乃至直接控制。例如，皇极道于民初传入张掖，至1937年已发展道徒3000多名，得到国民党张掖县县长王振刚、马继周，以及党部书记长郭永禄的支持。王振刚甚至为其发展出谋划策，建议改名为“佛教居士林”，以吸收上层人士参加。该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仅城乡佛堂就达到48个，道徒中国民党员160余人。另外，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赵明兆于1941至1944年担任张掖中华理教会当家，他还是国民党中统张掖中心小组成员。[28](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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