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山破碎”的民族危亡之际，旅游更加激发游客对国家的热爱。民国时期以提携交通、提倡旅行为宗旨的《旅行杂志》刊登过这样一段文字：考所以我们的见解，是要把国内名胜奥区，尽量阐扬其幽秘，考证其古迹，详计其道里，研求其民情，务使读者对于每一个地方，有深切之认识，油然而激发爱国之观念。故就表面看来，河山破碎何处游观，然而旅行杂志所贡献于读者的，是希望每个人于披读之余，注意到地理和人文所表现的事实，激发爱国之心情。[52]作者总结了“河山破碎”之际旅行的意义，由认识国家到热爱国家，这些都是在旅行中完成的。此外，黄伯樵在《导游与爱国》中力倡：“使旅行者愈众，矜假而认识国家，爱护国家者愈众，而后国之‘基础赖以立，国之事业赖以振’。”[53]
发表于《旅行杂志》中另一篇名为《游览建国》的文章，则进一步指出了旅行之于国家的意义：夫以吾国幅员之大，山川之富，世无与比，然舍东南数省外，大都地弃而不辟，货弃而不采，此国人只知闭门读书之大误也。总理遗教，首重建设，然不遍历各方，不知土地之肥瘠，形势之险易，事业之宜与不宜；必也亲临游览，而后知有所轻重，有所取舍，有所先后，此实建国之一大助也。[54]
旅人在旅行过程中，透过他者的折射、对照与反思自我，旅人眼中望去的世界反射了自身的希望与匮乏。旅行离开家园，身体的移动意味着跨越文化疆域，“人到了异地，会因为外在的景观而形成时空上文化差异的感受，对于异地、异国情调与当地的风土人情，产生吸收或自我改造的过程”。[55]当旅行者面对残破的国家山河，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与自我期许，进而将这种情感转化为“抗战建国”的热情和动力，进一步确立了国家意识。而“正是这种富于流动性的空间（感）为个体或民族提供了与异质文化面对面的可能，进而塑造了现代人新的身份意识”。[56](www.xing528.com)
国家疆域内进行的旅行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时代命题，而抗战时期的旅游者在陕西这片土地上进一步创造着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记忆。正如潘恩霖在1943年出版的《西北行》中所总结的：“盖在今日而言旅行，如仅以遨游览胜为事，已非社会所许可，必如顾亭林所言：有体国精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在抗战游记中，几乎所有旅客都打上了“体国经野之心”的烙印。[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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