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认为风景以及环境“不仅仅是人的物质来源或者要适应的自然力量，也是安全和乐的源泉、寄予深厚情感和爱的所在，甚至也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重要渊源”。[43]
原有空间被入侵者打破，是构建新的叙事空间的逻辑基础。一般而言，国族主义运动所采取的“自然国族化”（nationalization of nature）的叙事策略，在这种模式下，“国族将其历史、神话、记忆与‘国族特质’投射于一块地理空间或特殊地景之上，从而将国族共同体与其特定疆域联系在一起，使后者转化为国族的‘家国’。这种使国族疆域‘熟悉化’（familiarized）的方式，所强调的面向，乃是国族历史与文化对土地空间的形塑与印刻（imprint）”。[44]
简要归纳来说，这种风景叙事发挥文化认同的手法主要有三种[45]：
其一是用风景意象来唤起民族共同价值认同。
“尽千辛万苦，创造下这中华民族的锦绣山河，而今敌骑蹂躏华北，践踏中原，驰驱华南，连这黄帝坟陵所在的圣地，也已受到敌人炸弹的洗礼（按本年1月，曾有敌机轰炸过斯处，至发警报，则常有之），进攻的威胁。现在的国人，追溯古史，静瞻现状，当是何等惶悚啊！游陵后稍憩，继续进发，傍晚抵洛川。城与中部相若，被敌机轰炸之惨迹，历历在目。这里本来是后方的僻地；而敌机轰炸，也如其他大都市一样，敌人滥炸平民的丧心病狂，于此可见一斑。[46]这情景使我想了去年5月末6月初敌机狂炸广州的悲惨！这是凶残的敌人给我们受的罪啊！我心头给愤恨刺激得隐隐作痛。”[47]这里，作者用“锦绣河山”“黄帝陵圣地”来唤起读者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日军空袭的愤怒。
其二是用风景的差异性原则来痛斥侵略者的暴行，唤起国民的同仇敌忾。
郁达夫写道：“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48]作者通过景物昨是今非的鲜明对比以及对被破坏的风景进行穿越千年的追思，以此来鼓舞国民团结一致共建理想中的国家。
而作为旅行的交通工具的火车因随着国土丧失而沦落到敌手，林焕平用中国铁路的沦陷来展示国土的沦陷，又用“再坐着祖国的火车”形容自己回到祖国的怀抱之中，普通的铁路有了国家领土与版图的象征意义。林焕平在《再坐着祖国的火车》一诗中表达了这样的心情：
再坐着祖国的火车
我的心有如
车头机器的轰动！
从香港，我没有坐
广九，粤汉，
平汉车，过潼关
却经重庆，成都，
过汉中，到宝鸡，
东入西安！
车站旁，
暗淡的灯光照着
如山的枕木，
如丘的铁轨；
无数车厢有如(www.xing528.com)
巨兽躺在路轨上；
它们标明着
平汉，平绥，粤汉，津浦，
北宁，同蒲，沪杭甬，
这一些我国的命脉
现正蠕动着恶毒的
兽骑，像爬虫！
车在轰隆，人在钻拥，
深夜的寒风激荡起
乘客的愤恨，
——乘客中有不少的
抗日英雄！——
脸部紧张的表情
宣示了他们的心誓：
把失去的铁路干线，
重竖起青天白日满地红。[49]
作者坐着“祖国的火车”心情激动得像“车头机器的轰动”，“经重庆，成都，过汉中，到宝鸡，东入西安”这一串的地名是中国内地的版图，暗示游客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国土丧失的“平汉，平绥，粤汉，津浦，北宁，同蒲，沪杭甬，这一些我国的命脉，现正蠕动着恶毒的兽骑，像爬虫”，日军的火车被贬称为“兽骑，爬虫”。“车在轰隆，人在钻拥，深夜的寒风激荡起乘客的愤恨，——乘客中有不少的抗日英雄！——脸部紧张的表情宣示了他们的心誓”，机车的轰隆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而铁路的收复也意味着国土的收复。因此，这种差异化、对比的叙事唤起的是同仇敌忾的气势，激励着更多的群众投入抗战的事业中去。
其三是用风景的隐喻和比附来重塑民族性格。
长城内外、白山黑水，这些风景不仅是国家的地理疆界，也见证着民族的历史、现在和将来，优美的风景成为民族美德和优秀价值观的体现。这类作品如茅盾的《白杨礼赞》和《风景谈》等等。易君左认为：“我们现代需要的国民精神，是热烈的情绪、兴奋的心理和刚毅的意志。”“从龙灯、狮子、蚌壳精等涌现出的社会意识，无疑是民族的象征、无疑是国民精神的凝聚”，“以不怕死精神破国难”。[50]
作为抗战前线的潼关，“象征了中华民族雄伟的气魄”。日寇占据潼关对岸的风陵渡，“不断的总从对岸用大炮来轰击，从上空用飞机来狂炸，其情形之凶，像是非把整个潼关生吞活剥地吃了不可”。“他们每于狂炸猛袭之后，总要硬着头皮来偷渡，结果除向黄河怒流白送上几只橡皮船之外，试看那‘高耸云霄’、‘雄视山河’ 的潼关，唐建五层高楼，不是始终在那里安然无恙‘远迈千古’地使他们可望而不可即么？”蒋经国在其游记《西北西南》中赞叹道：“我看过中国许多的城市，从没有看到像潼关一样的雄壮，前面是黄河，后面是高山，它真是象征了中华民族雄伟的气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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