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10日,西安遭日机空袭后,开始构筑防空避难室、防空壕以及防空地下室。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西安构筑地下室20处,窑洞300多处,可容纳城内少数居民防空避难之用。除省政府少数厅、处建有防空洞、壕外,为居民避难用的防空洞、壕很少。由于日机空袭不断增多,居民生命财产损失日益严重。
由于初期防护措施不足,或者居民因为城内自建防空洞过于简陋,容易被日机炸毁,所以许多居民选择到城外的田野或防空壕躲避。1939年4月9日,林焕平从重庆来到西安,记录了西安市居民无处藏身的窘况。“有二三处避难室(防空洞)被惨无人道的敌机故意炸毁了,里面的市民,全被牺牲了。故现在市民多不敢入避难室,天一亮,不管有没有警报,都携男带女,到郊外的田野上躲飞机去了。”[21]
在跑警报时发生拥挤和踩踏事件。“有许多跑警报的人想往汽车上爬,汽车上的人用皮带向爬上去的人乱打,有的甚至被打得鲜血直流。这样,群众的激怒更增加起来。司机座位的玻璃被捣破了,司机被群众饱以老拳,汽车被停止在城门口的人群中。紧急警报尖锐的叫起来了,前面的人跑得更快,后面的人挤得更紧。我刚刚挤到城门口,因为在我前面的几个人被挤倒在地上,后面的人又加紧挤上来,于是我也被挤倒了,许多人从我身上踏过,我感到疼痛,但神志很清楚,觉得这一回是糟了,会被人们踏成肉饼,不得不鼓起全身的勇气,从他们的脚下奋力爬起来,幸而得到了一位警察的帮助,我居然爬了起来,而且逃到了城外,躲在一个空旷的菜园子里休息。”[22]后来,为了方便群众疏散,当局在城墙开挖便门,以避免拥挤和踩踏事件的发生。
在城外躲避空袭的群众也深受其苦。“成群结队的市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衣服褴褛破碎的也有,衣冠华贵摩登的也有,或坐着,或躺在绿油油的麦野上,有的翻来覆去在泥土上打鼾,简直像泥人了。他们早上六七点钟出来,下午五点以后才回去,中午是饿着肚子,不吃东西了。”[23]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5日起,由各联保出民工,在城郊四周挖掘防空壕,深1.7米,10月15日竣工,能藏约15万人。
为了进一步保障西安市民的生命安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2月22日,西安防空部队决定构筑城墙底下防空工程,环城墙一周,共构筑625个洞口,洞高1.5米至1.8米,洞宽1米至3米,总长51003米,其中第42号洞,长8.5米,宽3.1米,高1.5米,可容纳100多人,这项工程历时一年有余。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1月21日《西京日报》刊登的“西安避难设备种类及容量统计资料”,全市防空洞、壕能藏27万多人。[24]这些沿城墙挖掘的防空措施,以及这种防空措施的优点也被游客记录下来。(www.xing528.com)
“西安市民于发警报时,除自动疏散乡间外,多至城墙根防空洞躲避,东西南北四城各就其近处入洞,西安土质富有粘性,虽不如渝市石层之坚固,但抵抗力亦强,且城墙为一线形,尤不易击中,故西安轰炸时,死伤甚少。”[25]
而有的居民为躲避空袭,干脆自己在城墙开凿窑洞生活。“我为避免朝出晚归的麻烦,就在东关南城根自己原有空地上靠崖打了几个窑洞,每日全家到此躲避。日子长了,我又打了两眼井,筑了一围墙,盖了几间小屋,索性把全家移住这里,名曰‘莘庄’,这就是抗战时期我在西安的生活根据地。因为那时我没有担任政府实际工作,就把种树栽花作为我的日常事务。后来果树成林,花草满径,取自力更生之义,遂以‘更生’名园,而自号‘自力子’。”[26]
旅馆为了保障旅客安全,也采取挖防空壕的措施应对轰炸,西京招待所就挖有防空壕。因此,旅客除了出城躲避或钻防空洞外,也可以躲避在旅店自设的防空壕。“回头我看到一个茶房,他告诉我楼房旁边有自己的防空壕,我进去了,只有寥寥六七人呆站在里面。”[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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