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驿运制度实施过程中，运力主要来自民间。如何来征调民间运力？1940年7月18日，蒋介石曾表示“对于驿运的性质——半工半义务的性质，应该正确认识，切实做到”。[37]也就是说征调民间运力，采取义务服役和给予报酬各占一半的办法。为此，1941年3月驿运总处制定《全国驿运夫马车船征雇通则》，规定了运夫、车马船的征雇和派运情况，以及待遇奖惩情况。其中运夫征雇方式主要包括招雇和征调两种，招雇指由各驿运机关就地招募雇用。征调指由省驿运管理处商请当地兵役机关就沿线县份征调。运夫分为长期运夫和短期运夫，服务期限由运夫自行认定，但经认定后，不得任意缩短。车马船征雇方面，规定各驿运机关对于沿线民间车马船应先予以详细调查及登记，以备临时征雇，并采取自动登记和强制登记两种方法。[38]同年5月，颁布《全国驿运夫马运行通则》及《中华民国驿运行车通则》，对标志、编组、运行、过渡、载货限度、运行事变及处理办法等做出规定。[39]8月，颁布《驿运车驮管理规则》，规定车驮管理范围、牌照、养路费、行驶、罚则和公运车驮相关规则。[40]至1944年6月，颁布《水陆驿运动力及工具登记办法》《水陆驿运工具动力及编队办法》《水陆驿运动力及工具准行证核发办法》《水陆驿运运输商行管理办法》《水陆驿运动力及工具轮流承运军运品办法》，分别规定动力工具调查登记及换领牌照办法，动力工具编组训练，加强运输安全及效率，工具运行到达目的地驿站无货交运时或因故不能运行时，发给准行证以作为检验凭证，管理并维护民营驿运事业，增强驿运效能为动力，以便驿运新政的推行。[41]为贯彻落实中央运力征雇制度，各干支线驿运机构及各省县政府、党部因地制宜，制定实施办法。
一是切实宣传和动员。首先，注重培植训练办理驿运的干部人才，如“民夫管理人员，和车驮押运人员及站务人员都属之，以备应用”[42]，并实行工作竞赛办法。其次，统一调查、登记民间工具种类及数量。再次，由党政机关和学校或社会团体督导协助当地驿运机构做普遍宣传，所有地方团队、警察、保甲长在沿线各段，担负协助警卫作用。蒋介石指示：“驿运制度的实施，首重宣传和推动，这固然要党政军各方面共同负责，但各地党部接触民众的机会较多，要负主要责任，协助政府，积极推行，至一般政工人员或保甲长，关于驿运之宣传，与工作之推动，都可由党部召集并指导督导，尤其要注意发动各地党员，以身作则，努力倡导，实事求是，参加驿站工作，一般农工壮丁，工作勤劳，成绩优者，即应介绍入党，如此宣传才有实效。”[43]主要通过张贴布告、漫画宣传的形式，深入家家户户进行劝导，以“漫画重于文字”“口头宣传重于文字宣传”的方式动员，灌输国家民族观念及认识驿运的真谛。
二是对运输工具进行有效编组、调度，及自造车辆。陕西省处“凡经各站等级工具均随时予以编队，于车户中选择一人，担任队长，并酌予津贴，以资鼓励，惟各站辖境工具，多寡不等，时有车货参差之虑，为使车尽其用，货畅其流，已切实力行调度，例如长安总站集中胶轮大车，三原耀县两站集中架子车赶运济豫盐斤，分别制定调拨办法，实施以来，不独车户乐受统制，货商亦愿托运”。[44]川陕分处“一面切实编组民有工具，招致商车，一面设法完成本年度自造车辆，以资补济”。[45]甘肃省处将驿运工具分为营业和非营业两种，驮驴、骡马、手车等小型工具，因载重过少，运行散漫，未能悉数管制。[46]
三是重视驿运雇员的待遇。1941年，驿运总处规定长期或临时运夫的工资均包括伙食费在内，长期工按月计算，每半月发给一次，临时工按日计算，发给办法临时酌定。车马船户及运夫承运货物的力价由驿运机关按照当地生活程度及运程远近，参照主管官厅所颁商运运价章程予以公平合理的厘定。[47]力费是运力的劳动报酬，也是驿运机构的主要经费支出。驿运总处决议力价占运价90%，而力价中95%为夫马食料。[48]西北各驿运机关遵照上述规定，制定力价和运价价目，具体采取运输车队运达目的地后认票根兑付的办法。为免除负责运输车队运行中途无款不能行进，贻误运输起见，1944年上半年，甘新分处制定《分区力费暂行办法》，与兰州交通银行洽妥，采用分区力费办法，并可认票兑现，不受票根限制，不影响行车，必要时可以挂失。“经双方签订委托取款办法，相互信守，以兰州酒泉为付款站，兰州向西分区武威、张掖、酒泉各站，向东分区天水、汉中、广元各站为转付站。自上项办法实行后，该线各段站暨押运人员车驮户等，莫不称便云。”[49]为鼓励民间输力积极承办军运，西北各线针对运输军公商品回空车辆运费酌情予以补偿。1941年，因车驼接运军品导致有空放及空回情事，陕甘干线规定空驶费按规定重量的50%～70%给予。[50]
四是制定奖惩制度。驿运总处规定奖惩办法：平日工作成绩优良者，在一年内并未受过惩罚者，每届年终酌给奖金或提高工资。对不守纪律不听指挥者，除申斥外并酌罚工资等。[51]为防止车驮无故延误运输期限，1941年，陕甘分处特定《车驮户运送货物提前及逾期到达奖惩办法》，规定各项工具每延误一日，胶轮车每辆罚3元5角，骆驼每匹罚5角，提前到达者其发给奖金数目与罚额同，如有特殊原因致延误者由站长证明得予免罚。[52]甘新分处为奖励车驮运输，举办车驮运输竞赛，特定竞赛给奖办法：第一名发给奖金3000元，优胜锦旗一面；第二名发给奖金2000元；第三名发给奖金1000元，二三两名除奖金外发给奖状以示奖励。[53]
以上政策的实施，使征雇运力获得一定效果。据统计，1941年1月至1942年10月，陕西省各支线运用各种工具数目总计785166件，其中铁轮车135175辆，架子车234975辆，木船2285只，胶轮车30095辆，手推车26894辆，驮兽最多，达355742头。[54]1943年，陕西省长泾线咸阳驿站5—9月派出车驮数分别是：5月大车2240辆，驮驴2574头；6月大车1664辆，驮驴2312头；7月大车1677辆，驮驴2491头；8月 大车1966辆，驮 驴2400头；9月大车1883辆，驮驴3395头。[55]1942年，甘肃省驿运工具运用数目总计262939件，其中胶轮车13549辆，铁轮车34881辆，人力车6500辆，骡马162252头，皮筏1253只，骆驼42662头，人力1842人。截至1943年底，由甘肃省处管制的各种工具数目总计30504件，其中胶轮大车1260辆，铁轮大车2576辆，木轮大车1585辆，骆驼11070头，驮马驴骡13813头，皮筏200筏。这说明甘肃省处所管制的工具较少，多数不加管制，“准自由营业纯农用者，不加管制，俾农村不致受其影响”。[56]
驿运总处将工具分自备和征雇两种。自备主要由各分处自行赶制工具，总体数额较少，其中胶轮板车和胶缘板车较多，除此之外主要运力来自民间征雇，详见表3。
表3 1942年全国驿运干线运用工具及夫役牲畜数量 单位：人（挑运夫）头（骆驼）辆（车）艘（船）
资料来源：《交通部统计年报》，交通部统计处1942年编印，第88页。
说明：甘新线原有自备胶轮板车400辆，经改装拆并后，仅有350辆，待农民成本收回后，此车即属农民自有，故未列入。(www.xing528.com)
从表3可知，1942年，甘新线无自备运力，征雇16934个，其中挑运夫3626名；陕甘线自备运力496个，征雇12757个，其中挑运夫3609名，总计13253个；川陕线自备运力448个，其中挑运夫115名，征雇运力9029个，其中挑运夫6925名，总计9477个。经计算，西北三干线自备运力总计944个，征雇运力总计38720个，而且挑运夫总计14160人，除川陕线自备115人外，其余都是征雇而来，占绝大多数。另外，西南川黔线自备运力10352个，征雇运力1758个，总计12110个；沪昆线自备运力4270个，征雇则无。与其他地区比较，西北驿运主要靠征雇民间运力来完成，自备运力较少。说明西北路线绵长、财政困窘，各干线分处无法保证自备运力充足，只能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就近征雇运力。这是西北驿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特点。
1943年，川陕线联运车377辆，各机关车774辆，自行编队2251辆。[57]到抗战后期，驿运工具数量逐渐减少，详见表4。
表4 1944年6月西北各干线驿运工具数量表 单位：头（骆驼）辆（车）艘（船）
资料来源：《全国驿运概况》，第16页。
从表4可知，1944年6月，西北各驿运干线自备运力1564个，征雇运力7823个，说明征雇民间运力仍是西北驿运的主运力。将其与表3中数据（1942年自备运力944个，征雇运力38720个）进行比较，可发现自备运力逐渐增加，而民间征雇运力却急转下降，仅占1942年的20.2%。究其原因，1944年，西北各省物价高涨，力价无法维持民夫基本生活保障，征雇民间运力越来越困难。将西北与全国相较，西北自备运力仅占全国的23.58%，征雇运力却占全国的93.07%。说明即便西北总运力在逐年减少，相对全国而言，运力仍来自民间，反映出西北民众在动员中相对全国其他地区较为积极。
需要注意的是，因西北民间运力有限，驿运征雇过程十分不易。国民政府虽然采取“半工半义务”方式征雇民力和运输工具，给被动员的民众少量经费，与强制服役来说比较宽松，有助于宣传动员，但在操作的过程依然困难重重。1944年5月22日，驿运总处处长王炳南在国父纪念周报告：“驿运方面目前最感困难者为工具之补充，现在汽车运输以配件来源缺乏，补充困难，已为今人所知，殊不知驿运工具补充之困难，实不亚于汽车配件，尽管近代驿运不复为肩挑了事，而以板车为主，板车轮胎，仰给于汽车旧轮胎之利用，兹以汽车运输本身已感轮胎缺乏，无法利用。”[58]说明驿运机构虽积极宣传劝导，但仍面临补充工具困难的局面。陕甘车驮运输所利用的工具，“均系招雇而来，因往岁常有拉差扣车情事，人民对于机关用车，深为疑惧，故虽竭力派员晓谕劝导及张贴布告宣示宗旨，冀车户车店等了解车驮所之商业性质，及给价公平待遇从优等等，但最初仍打算逃避，不愿应雇，及至日期稍久，始逐渐对车驮所有所信赖，希图规避之心理，方渐消除”。[59]1944年，据陕西省战时军事征运委员会长武运输站呈报：“查奉令运咸、甘粮，迄今多因无车辆，以致运输迟滞，除盐局贷款车外，所有运输所胶车及本站管制运盐胶车，并奉令由长安运输站发派胶车100辆，均未来到际，兹甘粮待运，恐急诚恐贻误军运，拟请钧会饬长安运输站及运输所并咸阳运输站迅拨派车辆来长，以利军运。”[60]可以想见车辆缺乏的严重程度。
究其原因，一是各机关自备及征用驿运工具缺乏统一管制。陕甘各物资机关，“自备或征用工具很多，自行编组车驼队，运输物资；且间有不遵守管理办法，动逾常规，利用优厚的人力财力，抬高力价，和驿运机关竞雇工具的情事，妨碍整个驿运系统，莫此为甚”。[61]二是西北的地缘因素限制了民众对抗战的认识程度，一般民众文化水准较低，多不明了战时交通运输的重要性。三是西北民众生产条件落后，车辆、驴、马、驼等运力与老百姓的劳动生活十分密切。“人民的一辆大车，即为全部财产，一家衣食，都取给予此。所以一遇征集，相率逃避，甚至将马出售，而不愿应征。”[62]且常有不守纪律的军队私自拉车、拉夫等种种不良现象发生，民众多裹足不前，不肯到驿运机关办理登记手续。[63]四是在运输期间常发生车户中途私运、弃货、拐货、剽盗情事。为避免此情况发生，各驿运机关派员亲自押运，如川陕线宝广总段货运极旺，“惟车户良莠不齐，常有中途弃货、拐货、剽盗情事，商人苦之，损害运务，莫此为甚，本线累患有以改善，经于前月试办押运，成绩甚佳，近各转运商行运署请求，派员押运，办理之后，弃货已绝，商人称快”。[64]尽管运输途中配有押运员负责押运，但私运情事经常发生。1943年4月7日，咸阳驿站站长殷涤非向陕西省处呈报扣留私运35军军运品车辆一事，具体内容如下：
查本月四日有盐务局第一中队六分队胶车十六辆，押车队长李宏德前来驿站报到，因当时并无军商托运物品，当行填发放空证准予放空返平凉。熟料于五日经发觉该队车辆私行装运第八战区三十五军土布军报等计四百九十一件重量十七吨六百二十公斤，共装十四车即欲起行。查三十五军事前既未向驿站托运，自当无法派车，而盐务局车队既允放空又行私揽军品，亦不通知驿站，显系意图，既得运费又可得放空费。如此，即盐务局势必蒙受损失，而双方私行揽运，定系私议运费，是否有意逃避限价，实难意料。且土布是否有据证明为军品，本站亦不得而知。既未经驿站清理，力价手续亦不请求填发军运通行证，据以上各照当行扣留。[65]
为解决上述问题，1943年5月3日，驿运总处处长谭炳训提出“人民共营重于政府专营”与“奖励扶助重于管制”两条新原则，规定“今后之管制在纵的方面，应有限度，横的方面，应有范围；尤应先以奖励扶助之方法，解除人民痛苦及困难，使人民乐于参加驿运服务，再逐渐加以合理之管制，凡足以减低运量，提高运输成本之强迫管制方法，应完全避免”。[66]虽针对驿运中存在的弊端做出调整，但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实际效果并非理想。驿运主要目的本是承办军公运输，实际结果是大力承办商运，导致官方运输与民间运输力量矛盾冲突激化，最主要原因是物价日昂，军运运价、力价不敷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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