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变迁研究（上册）：军民合作与强盛中国视角

1943年4月，由旅长王维舟、副旅长耿飚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执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屯田政策，开赴华池县大凤川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南泥湾”和南梁大凤川的“军民大生产”，性质上属于军事屯垦，这与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是相通的。于省吾在其《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垖”和“八垖”及其屯田》一文中，明确提出，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屯田制。^[16]钱穆先生也认为，西周建国的过程是一种军事屯田的过程。这就是“封疆”，这与井田制的建立是一回事。如前所述，屯田尤其是军事屯田，直接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之间的最优均衡或最优匹配；而且，这一组合中的规模效应很重要^[17]，屯田组织的规模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小没有自卫能力，太大没有效率。

具体而言，即从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之间的配置而言，前者强而后者弱，则劳动成果无力保护，不是均衡解；后者强而前者弱，则武装力量的给养无法保障，也不是均衡解。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在早期的历史中，通常体现在农牧兼营中，农耕者多负责耕种，畜牧者多负责或兼任防卫，因为畜牧者有天然的移动性和战备能力。因此，“农”和“牧”可分别比喻为生产能力和防御能力，或农业能力和军事能力。从历史地理文化视角看，“军民合作”的雏形可追溯到“农牧合作/分工”。黄土高原，尤其是当时的陕北和陇东一带，还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区，具有“农牧合作/分工”的传统优势。中原地区，是农主牧副；漠北草原，是牧主农副。这就是说，从地缘上讲，中原地区和漠北草原都不能长期保持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之间的最优均衡，而只有黄土高原有这种可能。

对于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一块黄土高原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毛泽东有过两次评价。一次是1945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做报告时，毛主席说：“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她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另一次是同年4月，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主席再次强调：“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其实，从大历史来看，黄土高原也是先周族人、秦人和隋唐“关陇集团”的“落脚点”，又是他们后来的“出发点”。由此可见，以黄土高原为锚点，以“军民合作”为主线，可以对数千年来的“强盛中国”及其动力源泉给出一个通贯性解释（图5）。

图5　黄土高原：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之间的长期均衡

雷海宗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认为，“军民关系”是透视中国历史兴衰的一个窗口——军民关系紧密则国家兴，军民关系疏远则国家衰。为此，他大致提出了这样一个历史分期：“一周”期是“军民合一”的古典强盛中国；“二周”期（秦汉以后）退化为“军民分立”甚至“军民对立”；“新三周”，陕北军民再融合，击退日寇，解放中国。^[18]从雷海宗先生的观点中可以得出，华夏活力之根，必在“古典中国”之“屯田”+“农战”也!优化军民之间的合约结构，扣紧军民之间的反馈环，是最为根本的“宪制”问题，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之本。以陕甘边区为代表的大后方“军民大生产运动”及其为中国革命成功所提供的强大动力，预示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又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也正是对这一中国大历史规律的最新诠释。

最后，附上电视纪录片《陕北启示录》中的主题歌谣——陕北的一首说唱台词为结语：

陕北有棵参天柏，

轩辕大帝亲手栽。

陕北有条千年道，

秦皇一路开过来。

陕北有条无定河，

春闺梦里到边塞。

陕北有座宝塔山，

光荣一代传一代。

【注释】

[1]［美］杰克·赫舒拉发：《力量的阴暗面·引言》，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

[2]“南梁革命根据地”词条，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南梁革命根据地/5867085?fr=aladdin(www.xing528.com)

[3]转引自何炳棣：《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诂互证示例》，载《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

[4]王沂力：《独臂上将彭绍辉》，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5]杨志文、谢作诗：《无悲剧的公地制度——对哈丁模型的扩展及其验证》，原载《第十一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汇编》（下），福州，2011年10月27日；杨志文、包小忠：《对井田制兴趣和衰落的一种契约分析》，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杨志文、谢作诗：《无悲剧的公地制度——对哈丁模型的扩展及其验证》，原载《第十一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汇编》（下），福州，2011年10月27日。

[7]李埏：《孟子的井田说和分工论——读〈孟子〉札记》，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8]赵俪生：《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中国古史上的井田制度》，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9]马曜、缪鸯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第122页。

[12]［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第206页。

[13]关于罗尔斯的“切分蛋糕”模型中的“正当程序”，一个详细的分析，可参见凌斌：《思想实验及其法学启迪》，载《法学》2008年第1期。

[14]张中一：《37，大盂鼎（西周早期）》，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6b6d960100wdtn.html。另外，还可参见张建、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15]高成鸢：《食·味·道：华人的饮食歧路与文化异彩》，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第120页。

[16]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垖”和“八垖”及其屯田》，载《考古》1964年第3期。

[17]陕北有这样的一首民谚：“宁让皇帝的天下乱，不让咱俩的关系断”，或“宁让皇帝的天下乱，不让兄弟的感情断”。最优的制度安排通常在小社群中才能长久维持，社群规模决定信任，信任是最优制度安排中的核心要素。

[18]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