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杰克·赫舒拉发，在阐述其“生产或交换与掠夺或冲突”理论模型中，引用了维弗雷多·帕累托的一个观点：“人类有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一种是生产或改造经济商品，另一种是占有他人所生产的物品。”接着，赫舒拉发进行了理论上的引申：“赛跑时，如果想赢取奖金，获胜的主要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自己跑得快一点，另一种是绊倒你的对手。”“生产与交换的方式可以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掠夺与冲突的方式仅仅在总量（减去斗争中所消耗的部分）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分配。在需要抵御侵略者的社会中，即使偏好采取和平方式的决策者也需要在这两种策略之间做出权衡。而且实际上，所有的选择都是受冲突影响的。”[1]
“在需要抵御侵略者的社会中，即使偏好采取和平方式的决策者也需要在这两种策略之间做出权衡。”这是一句重要的话。偏好和平的生产者，最优的选择是将“掠夺者”转化为“防御者”，即化敌为友，将对抗者吸纳为合作者。事实上，大历史中凡是偏好和平的生产者，是能够内生出防御者的，也就是说，生产者与防御者其实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目标是每个参与者“得其应得”，付出与收获相称，无内耗，无盘剥。只要是有“免费搭车者”或容忍掠夺者的制度，就不是最优制度，都不会持久维持的。因此，任何社群，如果要想持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实现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的最优均衡（图1）。生产能力强而防御能力弱，只会造就一个“脆弱的富国”；生产能力弱而防御能力强，又会造就一个“脆弱的强国”。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的最优均衡，受一定的“规模经济”的限制，只有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才能实现。“最优均衡解”，意味着有最强的“反脆弱能力”。(www.xing528.com)
图1 生产能力与防御能力的最优均衡——一个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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