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机器毛纺织业的早期发展（上册）

与传统手工毛纺织业衰弱几乎同时，兰州机器毛纺织业开始起步。但是，机器毛纺织业的早起步并未带来工业化的持续规律性进展，反而跌跌停停，在抗战以前几乎都是在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局的基础上原地打转。兰州机器毛纺织业的步履蹒跚显然并非遭到了手工毛纺业的狙击，而是更多地遭受到整体性的市场环境的束缚。

1.早起步：左宗棠与兰州织呢局的开创

1878年，左宗棠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1880年建设完成正式开工。这是我国最早的机器纺织厂，几乎与兰州织呢局开工同时，李鸿章方于上海建立了机器织布局。因此，兰州织呢局“实为吾国洋式机器工厂之滥觞，亦吾国纺织工业之鼻祖也”。^[13]中国最早的机器纺织工业甚至民用工业出现在兰州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确有出人意料之处。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史上，兰州织呢局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由于其开工四年即倒闭，因此很多史家并未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兰州织呢局的开办及其之后半个世纪的沧桑，却为我们考察和了解近代中国机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标本。

就左宗棠开办兰州织呢局时的环境来说，兰州具有毛纺织业发展的历史传统，也是羊毛集散的市场中心。但左宗棠本人对这一民用工业的设想并非立足于一个企业家的精打细算，而是政治家的谋略，这也导致他的谋划充满了政治式的主观判断而缺乏企业家式的实际考察。在左宗棠看来，发展织呢业百利而无一害，能够长收西北羊毛之利，该羊毛“每年可剪两次。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取其毛之利长，非若皮肉，利只一次也”。^[14]继而他认为，如果以西北之羊毛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富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足以抵制洋呢入口”^[15]，“不但可以收回成银，而边陲创此利源，于地方无不裨益”^[16]。并且左宗棠还设想了这一民办工业所可能具有的扩散效应，他认为：“今日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由关内而新疆”，“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17]左宗棠的设想尽善尽美，但是实践过程却并不如意，兰州织呢局开办不久就宣告破产。1882年，洋技工合同到期回国，而中国工匠们并没有全面掌握技术，后来锅炉破裂，动力问题无法解决。1883年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下令停办织呢局，之后就逐渐废弃。

在左宗棠的设想中，其逻辑最有问题的部分就是市场，他乐观地认为只要兰州织呢局成品问世，即可畅销全国，并足以抵制洋呢入口。但由于不能获得国内其他同行的响应，兰州织呢局不仅需要在经济内部性上，如生产成本的效率上下功夫，还要独自承担开拓市场的责任和成本。而后者作为一个复杂的工程，远非该企业本身和左宗棠本人所能实现。《大清国》通讯员在1881年从汉口发出的通讯中指出：“兰州织呢局的产品，不管在品质上或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作者还成功地预测到：“等到明年外国雇员合同期满后，这兰州织呢局很可能不久即将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18]《捷报》于1883年10月24日对兰州织呢局的失败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这个企业，奋斗了五六年之后，证明完全失败。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运输道路的恶劣……还有产品没有销售市场，这些合起来，使得这企业无法成功。”^[19]《申报》在1884年2月16日对兰州织呢局的成败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彼处之人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之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且局中开支亦繁，即大小委员已有十人，余可想见。所进不敷所出，自难支持。然功败垂成，实为可惜。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20]《申报》指出了织呢局失败的市场因素，但它开出的药方则是将织呢局改归商办。可惜几十年后邓隆、牛载坤等人以商办织呢局，仍然赔累破产。

2.不发展：机器织呢局的旋办旋停(www.xing528.com)

兰州织呢局停办后，曾一度改为洋炮局。清末新政时期，彭英甲将关闭近三十年的兰州织呢局恢复。1906年清廷批准兰州织呢局重新开局，彭英甲与比利时参赞林阿德谈判，由甘肃地方当局自筹资金，雇比利时工匠恢复兰州织呢局。陕甘总督升允对兰州机器毛纺织业的发展信心十足，他认为：“大呢一项为军队学堂操衣所必需，其用最广，近年风气大开，各国每年输进骤加数倍，其价亦较前倍昂。各省间议自制具以资本过巨，创办为难。兹添配旧有之机制造本地之货，因势利导，自易为功。”^[21]而在彭英甲的主办下，兰州织呢局的制成品确实有很大的提高，“陆续织出各色粗细大呢，匀密坚致，暨择出米毛，附织洋毯，均已成效昭著，会崇尚实业，以本省之绒毛制日用之呢毯，兴复三十余年之废局，使之规模毕具，焕然一新。甘肃以机器振兴实业，实以织呢为先声也”。^[22]但兰州织呢局的市场问题仍未解决，销路受困，政府连年赔钱。1910年改由商人承办，规定有盈利时按纯利10%纳税，无利则免税，产品在本省免税。^[23]尽管条件优惠，但仍未扭转亏损局面，很快停办。

1914年，张广建采取官商集股合办的方式重启织呢局，更名为制呢公司，派蒯寿枢为甘肃织呢局总办，力求恢复改观。曾在比利时工程技术人员手下干过的徒工周占魁、罗福林（纺线）、赵有才、刘炳炎（织机）、王海林、李逢春（整染）、颜永禄（锅炉）等人，全盘接受了任务。这是兰州第一次在没有外国技工的条件下开办织呢厂，虽经工人们最大限度的努力，但产品因受外货排挤销不出去，存呢竟值银币十万元之多。次年，蒯寿枢便以机器陈旧（没有精纺设备）、中国技术人员不足为由建议甘肃当局添购最新式的纺织机器和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24]后因预算资金难以到位，当局最后不得不把积存粗呢减价拍卖，制呢公司由此告终。

蒯寿枢的官办方案失败后，1918年甘肃省实业厅计划“请商会招股接办”。在马光烈和马福祥的撮合下，1919年邓隆与牛载坤成立了甘肃制呢公司。复工之初，主要生产各种羊毛驼毛粗纱，并积极组织人力分赴各省推销。邓隆等人还雄心勃勃地将一批呢子运往上海推销，希图打开东部市场。可惜商品抵沪后，与洋货一比相形见绌，这批产品随后也就减价拍卖。之后各种进口细呢、毛毯开始流入兰州市场，甘肃制呢公司的价昂、质粗的产品，便进入滞销状态，甘肃制呢公司很快停办。

刘郁芬入兰后，与前任一样立即着手恢复织呢局。1926年他委派参事马澄洲主办织呢局，改称为甘肃织呢厂。马澄洲是山东人，曾留学日本学习纺织专业。刘郁芬拨款修理机器，招募工人，生产各种毛呢、毛绒毯。时有职工120多人，女工四五十名，专门从事拣毛工作。织呢厂所织呢子主要供应军需，间或应市销售，因而市场较有发展，生产也有部分起色。呢子产量，最高峰时曾达到日产10匹左右。^[25]关于甘肃织呢厂停办时间，徐慧夫认为1927年马仲英反冯战争时织呢局工人被派往押运子弹，织呢局仅开办一年即已停办^[26]；《中国近代纺织史》则认为到刘郁芬离开甘肃的次年，即1930年方停产。^[27]

在旋办旋停中，兰州织呢局的技术优势逐渐丧失。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达隆呢绒厂为开端的精纺毛纺织厂大量开办。至1937年，全国已经有中外资毛纺厂30余家，粗纺37933锭，精纺26032锭；民族工业粗纺19383锭，精纺10472锭，其中兰州织呢局仅有粗纺880锭。^[28]从1878年贵为“吾国纺织工业之鼻祖”，到这时全面落后于其他机器毛纺织工厂，兰州织呢局的兴衰令人扼腕。同时，技术的落后又进一步增加了兰州机器织呢业发展的难度。在全国机器毛纺织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兰州机器毛纺织业和手工毛纺织业似乎就要日益消亡。孰料想，1937年后兰州机器毛纺织业和手工毛纺织业却同时迎来了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