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边区家庭纺织业的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边区家庭纺织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

第一，家庭纺织业的发展缓解了边区政府的财政压力。前面已经提过，抗战初期边区政府布匹进口率超过70%，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更是让入不敷出的边区捉襟见肘。布匹对整个边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时期，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边区家庭纺织业成绩斐然：1944年，边区家庭纺织业生产布匹的数量已经能够达到边区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参见表2）。因此，边区纺织业的发展，减轻了政府压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军队。如1944年新宁县自3月至10月，给“军队织裹腿带24丈”^[40]。

第二，家庭纺织业的发展有利于解决边区民生问题。在边区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家庭纺织业骎骎日上。新宁县（今宁县）过去只有个别的家庭妇女会纺织，1945年纺织产品“已达到全县穿布自给的33%”，部分村庄“除全部自给外还有剩余”，“赤水四区六乡袁万全的女人和他舅女纺织63天，赚布三十三丈九尺，除八丈穿衣外，可卖边币88060元”。^[41]米脂县刘玉厚乡郝家桥地区，在1944年，全村人民共“纺线3200斤，织布500匹，能卖的线1700斤，自用布450匹，能卖的布50匹”，以当时的物价来说，“卖线子1700斤，线子可以赚米41担，布可以卖钱2500000元”。^[42]可见，抗战时期边区家庭纺织业的发展，既解决了群众的穿衣问题，又改善了百姓的生活。

不过边区家庭纺织业在发展中也存在问题，如：成本少，范围小；若棉花缺乏或布匹滞销，许多家庭纺织业只能停工；受边区交运条件的限制，纺织成品无法在内部交易后进入外部市场，同时土机制成品质量较差，加之“公家收买布匹常愿购买大匹宽布，阎锡山地区的阔布，趁机输入，争夺市场”^[43]，因此边区家庭纺织业的产品有时会出现滞销情况，这也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上述问题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特定的空间下的产物，不应因此而否定其积极作用。

【注释】

[1]彭南生：《近50余年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述评》，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第106-115页。

[2]该方面成果主要有王晋林：《简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生产合作社》，载《甘肃理论学刊》2002年第6期，第82-86页；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54-63页；范连生：《抗战时期华北革命根据地的纺织业》，载《抗战史料研究》2015年第1期，第47-63页；张晓玲：《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家庭手工纺织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168-181页。

[3]《边区工业的发展》，载《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

[4]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5]《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0页。

[6]毛泽东：《陕甘苏维埃区域的经济建设》（1936年4月13日），载《斗争》第96期。

[7]刘景范：《1938年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1938年11月5日），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8]高自立：《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奋斗》，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22日。

[9]《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关于1940年经济建设的决定》（1940年），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10]郁文：《边区工人战斗的1月——记“五一”大竞赛》，载《解放日报》1941年5月23日。

[11]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12]《边区政府工业投资两千万》，载《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

[13]李建国：《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载《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7-174页。

[14]《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0页。

[15]《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0页。

[16]《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页。

[17]《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页。

[18]《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页。

[19]《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页。

[20]《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页。(www.xing528.com)

[21]毛泽东：《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22]《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8页。

[23]《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8页。

[24]黄生秀为陇东合水县三区五乡黄家咀村人，1943年为解决穿衣问题，她带领村民发展纺织，影响很大。因此，以她名字作为一种纺织形式的代表。

[25]《合水黄生秀的纺织形式》（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50页。

[26]朱德：《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载《新中华报》1940年10月13日。

[27]《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9页。

[28]《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8页。

[29]《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8页。

[30]《陇东绥德纺织业的发展情况》（1943年），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48页。

[31]陈希：《米脂远志山的家庭纺织业》，载《解放日报》1945年6月9日。

[32]陈希：《米脂远志山的家庭纺织业》，载《解放日报》1945年6月9日。

[33]《三边发展妇女纺织》，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24日。

[34]《三边发展妇女纺织》，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24日。

[35]《纺织英雄刘桂英怎样发展妇纺？》，载《解放日报》1944年1月9日。

[36]《纺织英雄刘桂英怎样发展妇纺？》，载《解放日报》1944年1月9日。

[37]《米脂妇纺的几种形式》，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4日。

[38]《米脂妇纺的几种形式》，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4日。

[39]《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5页。

[40]《新宁发展妇纺已能自给穿布三分之一》，载《解放日报》1945年1月9日。

[41]《新宁发展妇纺已能自给穿布三分之一》，载《解放日报》1945年1月9日。

[42]《绥德县刘玉厚乡人民生活上升调查》（1945年9月8日），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38页。

[43]《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