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家庭纺织业特点

全面抗战时期，边区家庭纺织业的发展有以下特点：

第一，边区各地方之间纺织业发展不均衡。产棉区主要是绥德、延属东三县，这些地区的农民在抗战初期即存在家庭纺织业，纺织人数、纺织车数量、纺纱织布数量相对较多。其他地区棉纺织业多数是在党的号召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陇东分区、三边分区，家庭纺织业在这一时期有初步发展（见表3）。

表3　1944年陕甘宁边区各地区家庭纺织业情况表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3-427页。

表3说明，抗战时期边区的家庭纺织业在各地都有发展，但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延属西地区、关中分区、陇东分区以及三边分区的家庭纺织业已有初步发展，但纺织脱节，织布业远落后于纺纱业，生产效能较低，未实现布匹全自给。

邻近产棉区或纺织区的群众会主动参与纺织业，邻近延属东三县或边境地区，由于采购棉花和学习技术相对便利，群众发展家庭纺织业速度较快。1944年，延安县乌阳区等地区，“民众纺织相当普遍，有些地区已做到布匹半自给（如乌阳区），有些地区能自给大部分布匹（如子长杨家园子）”^[28]。而远离产棉区纺织区的地区，虽然在党的领导下纺织业得到发展，但因单纯提倡妇纺，所以“有些地区受到棉花及技术的限制中途停止，有些地区政府用强迫命令方式，千篇一律组织妇纺小组”^[29]，把纺纱视作任务。上述原因使得多数地方织布不及纺纱，有织妇织车，但产品不多。且同一分区内各地区家庭纺织业发展程度不同。边区政府对陇东四县在1940—1942年间的家庭纺织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各县的发展速度以庆阳、镇原、曲子较好，其次是合水。”^[30]

第二，边区纺妇多来自中农及中农以下家庭。以1944年绥德分区米脂民丰区后吕家崄村为例（详见表4）：(www.xing528.com)

表4　1944年米脂民丰区后吕家崄纺织户成分统计表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23页。

表4说明，在米脂民丰后吕家崄村，中农及中农以下家庭皆通过纺纱织布减少开支。绥德分区地少人多，多数农户无法通过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因此，纺织业是这些家庭解决粮食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他地区的中农及中农以下家庭也多从事家庭纺织业，这样在减少开支、完成穿衣自给后，亦可用布匹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

第三，一些家庭纺织业较发达地区的家庭纺织的布匹会成为进入市场销售的商品。以绥德分区为例，人多地少的绥德分区因多地种植棉花，所以家庭纺织业比较发达。1939年，绥德分区实现布匹自给后，还能出售部分布匹满足百姓需求。绥德分区米脂县远志山的群众说“家庭纺织厂稳赚不赔”，原因在于：自给生产的织布工人积极性很高；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率高；食物开支少；家庭老弱劳力得到充分利用。^[31]1944年全村“共纺纱633斤”，其中“自纺371斤，揽纺262斤（里面少数妇女还不愿实报）”，“共织布2035丈”，而全村一共“穿布438丈”。^[32]可见一些家庭纺织业较发达的地区在实现了穿衣自给后走上商品化道路。

第四，全面抗战时期边区许多地方通过干部带头、村妇带头的方法发展家庭纺织业。抗战前，三边分区的部分妇女为维持生计被迫纺织，较富裕家庭与商人家庭蔑视纺织劳动。因此这些地区形成“纺毛、纺线是‘二流子’干的事”^[33]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使得当时许多妇女不敢从事纺织业。所以盐池县委书记萧佐汉、县长孙璞与抗会主任白凤奎决定通过干部家属率先学会纺线来影响全县。萧书记、白主任的妻子学会纺织后亲自下乡教习民妇，成为“模范妇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34]，使该县纺织人数剧增。边区政府还通过村妇带头的方法发展家庭纺织业。如绥德市本无纺户，边区政府就鼓励刘桂英宣传组织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1943年6月，刘桂英荣膺劳动英雄，绥德市政府“奖给她一架纺车，两斤棉花”，10月，又“奖给她一条手巾、一双袜子、一面镜子和两斤棉花”。^[35]该方法成效显著，一年间，“全城纺妇发展到300多名，共纺线1700斤，约得工资米60石”^[36]。

第五，劳动互助组织在农村妇女进行家庭纺织时出现。以米脂县为例，其劳动互助的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变工纺织。这是群众生活中原有的互助形式在家庭纺织业中的运用，该形式在纺织业新发展的地区最为盛行。变工的方式是“会纺不会织的，和会织的变工，会织不会纺的或来不及纺的和会纺的变工”^[37]，这种变工的形式实际上也推动了技术的学习。二是组成纺织互助小组。小组成员为5～8人，成员互助互济。集体劳动，成品不分彼此，工资按需分配。这种互助形式既有利于加快织布速度，也有利于资金快速流转与高效再生产。三是成立集体纺织组。这种组织包括变工纺织和组织互助小组两种性质，通常设团长一人管理一切，下设正副组长两人协助团长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工时与假期。该形式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四是成立妇纺合作社。该合作社由一些自愿入股资金，自带纺车的家庭组成，并设主任等职进行管理，实行年底分红。这种组织形式使民间资金化零为整，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五是建立家庭纺织工厂。这种工厂可以分为富有者独立经营和多家联合经营两种。这种家庭纺织工厂，具备生产快，产品质量也较高，流通也快，赚利也快^[38]等优点。

第六，全面抗战时期边区家庭纺织业发展过程中虽然多采用土机为纺织工具，但部分地区也采用先进的纺织机器。如上文介绍的乌阳区纺织形式，这种织机都是腰机，但由于土机仍是旧式纺织工具，因此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较差，不易出售。而有些地区如“刘老婆的纺织合作社，集合了六个没本钱的贫苦纺织户”，自己解决原料、销售问题，其还购买“两架拉索机，三架纺车”，在统一计划下，“分散在家庭纺织，挣的钱按劳分红”，其结果就是两个月“织成小布97匹，挣边币45万”。^[39]可以看出，新式纺织机器提高了纺织效率与产品质量。且部分地区家庭纺织业在抗战时期已出现新式纺织机器，虽然传统纺织工具仍居主导地位，但新式纺织机器的出现，则是家庭纺织业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