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抗战时期边区家庭纺织业发展的原因及措施

抗战时期边区家庭纺织业发展的原因及措施

时间:2023-08-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边区家庭纺织业发展迅速,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边区的需要。因此,全面抗战时期,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不仅鼓励发展家庭手工业,且予以政策支持。边区政府提出在合作社与家庭纺织业中,要通过模范影响带动其他合作社和家庭纺织业者,促进边区家庭纺织业发展。

抗战时期边区家庭纺织业发展的原因及措施

全面抗战时期,边区家庭纺织业发展迅速,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边区的需要。全面抗战初期,边区全年进口“布匹689739匹,棉花46万斤,占进口额度的70%以上,共值边币311851763元,折合小米404592石”[5]。由此可见,进口布匹对边区财政而言是沉重的负担,同时,通过进口布匹满足边区内部需求并非长久之计。因此,全面抗战时期,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不仅鼓励发展家庭手工业,且予以政策支持。

1936年,边区贸易局在陕北产棉区一次性“收购了两万余斤棉花发给群众纺织,60%作为改良群众穿着,40%群众热烈地交布给红军做夏衣”[6]。边区政府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1938年,刘景范在一次报告中说“延长、固林、安定等县,能纺织的妇女组成生产小组有计划地防线织布”,同时,在边区各县发展手工业时,边区政府会给予“五万元贷款”。[7]1939年,国民党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边区与外界的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包括布、棉花在内的必需品都禁止运往边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政府提出在合作社与家庭纺织业中,要通过模范影响带动其他合作社和家庭纺织业者,促进边区家庭纺织业发展。1940年,朱德同志提倡纺毛运动,边区发展了部分毛纺织事业。同年,中共中央提出“‘半自给’方针与‘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8]。边区在鼓励发展家庭纺织业的同时予以政策支持,政府“购置新式纺织机器,发给各纺织家庭,并物色与培养纺织人才,开办训练班,指导家庭妇女利用新式纺织机”[9]

1941年,边区政府通过开展劳动竞赛、奖励技术革新的活动提高纺织妇女的生产积极性,且成效显著。如“女工余清英,过去每天纺毛纱两斤半,竞赛期间已达到8斤10两”[10]。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高干会议上对关于发展自己工业进行了总结,确立了对边区家庭纺织业的发展实行一定的保护政策:“在边区农村的纺织工作中,应明确地提出以发动和组织群众自纺自织为主要方针。”同时,还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纺织业的措施:“提高布匹进口税,保护土布”,“部队及机关学校要一律采取边区出产的土布”,“普遍倡导妇女纺织或纺毛,保证工厂纱线原料的供给和增加群众的收入”,要使“布匹生产者随时可以买到棉纱”。[11]1943年,边区政府为促进家庭纺织业的生产,对民间纺织业给予极大的政策关照:在“纺织行业投资390万元,除其中190万投入政府机关、部队所经营的纺织厂外,余200万均为发展民间纺织贷款”[12],政府还会代买家庭纺织所需的原料,帮忙推销其剩余产品,增加劳动收入。为提高家庭纺织的产品质量,政府还帮边区农民改进纺织技术。

第二,是农民自身需求。家庭纺织可帮助农民解决穿衣问题并增加收入。全面抗战时期,边区的物价持续增长,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边区所需的日用品短缺,边区政府依赖许多中间商“进口”物资,高价出售的进口物资和低价收购的输出农副产品使得边区布价奇高。其次是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布匹来源少,价格高。最后则是因为上述条件的制约,迫使无法完全禁止法币的边区政府增发光华代价券、边币,通货膨胀在边区出现。[13]因而边区的物价暴涨,虽然政府采取一些反通货膨胀的措施,但农民生活并未改善。(www.xing528.com)

边区粮价、布价居高不下,与农民以粮易布关系甚大。边区物价持续增长,农民通常用粮换布来满足日常需要,但粮价涨幅远小于布价。以延安市为例:1937年,每斗小米能换三八老布1匹,或换四姬青市布0.28匹,但到1943年,每斗小米只能换三八老布0.22匹,或换四姬青市布0.02匹(详情见表1)。因此,绝大部分农民深感穿衣困难,穿衣开支在农民全部开支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大。以1943年延安市西区一乡为例:“裴庄村平均占38%,崾岘湾占26%,庙嘴沟占25%,玉皇庙占27%,何家塌占24%。”政府在延安市西区一乡对50户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买布支出占全年总开支的30.4%。”[14]而且越是贫苦农户,穿衣负担越大。根据1943年对延安市西区一乡的调查:“富农田二鸿家,每人每年平均穿布4丈,布匹支出占全年家庭总开支的11%;中农朱维川家,每人每年平均穿布3丈强,布匹开支占全年家庭总开支的34%;贫农张福兴家,每人每年平均穿布2.5丈强,布匹开支占全年家庭总开支的54%。”许多移难民穿衣负担更重,政府对延安县一乡20户移难民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买布支出占全家合计支出的66.8%。”[15]因此,实现边区农民自给布匹对农民本身而言意义重大,故农民对此也有较高的积极性。

表1 1937—1943年小米与布匹折算表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1月),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1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