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工合运动初见成效（1938）

1.宋美龄帮助建立第一个地区“工合”办事处——西北区办事处

宋美龄为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多方筹备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她接受了艾黎的建议，把汉口的工业机器设备及工人转移到西部省份开展经济建设。当时武汉的一些棉纺厂最初计划将厂房机器出租给美商，借以得到庇护，既躲过日军魔爪，又避免被政府强令拆迁。1938年8月3日、4日，宋美龄和路易·艾黎等人视察了汉口的一些工厂，坚决表示工厂必须西迁，并且承诺协调火车运输。宋美龄请“国家资源委员会”^[50]帮忙，“军事总部每天派6列火车担负撤出工厂的任务”^[51]，使“三座棉纺厂和60座其他工厂，连同工人迁到西北”^[52]，其中申新第六棉纺厂一直撤到宝鸡，其他两个纺织厂撤到西安附近，大部分小厂机器送到西安以西的蔡家坡。^[53]使价值几十万元的民族工业的生产工具，得以安全地运输到后方，成千的女工从此可在后方过比较安全的生活，且为国家从事生产的工作。^[54]所以，“关于迁移汉口各纱厂的工作，发动者虽然是新运妇女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但是也幸亏有其他的机关，像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卫戍司令部政治部、经济部、交通部及赈济委员会等机关的通力合作，才得完成”。^[55]宋美龄不但考虑转移生产设备，还考虑转移更多的人力资源到大后方，以保存力量，准备长期抗战。1938年8月，艾黎受宋美龄的委托率领一批战争难民从汉口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西北，这些来自湖南、山东、河北和汉口的千名难民，其食品和交通费用，全部资金都是由宋美龄所领导的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所提供的。^[56]这就是最初的“工合”活动。截至1940年6月，宋美龄所领导的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协助当局从汉口疏散出去有3万多名女工”^[57]。

8月24日，卢广绵由汉口来到陇海线路的西端宝鸡，在宝鸡成立了第一个工合地区办事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简称“西北工合”）。同日，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即宝鸡打铁社成立，是由7个铁匠组成的^[58]。合作社成立后，他们的产品供不应求，生意红红火火。只用了两个星期，在宝鸡就成立了10多个合作社，3个月内，就有了制鞋和生产食品、毛毯、毛巾、药棉及纱布的合作社。^[59]艾黎回忆当年：“蒋夫人在提到那里的工作时，常对我说‘依格宝鸡’（你的宝鸡）。”^[60]宋美龄对艾黎西北区办事处开展的“工合”运动积极支持，爱护有加。比如，合作社需要地方的支持，宋美龄就设法把艾黎所喜欢的一个县长派往宝鸡，以维护“工合” 的工作^[61]。这位县长是东北人，名叫王奉瑞，他原是一位能干的铁路工程师，到任后把武汉运到宝鸡铁路边的工业设备安装起来，使工厂重新开工，进行大规模生产。

2.“工合”取得的初步成就促进了其领导机构的建立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虽然于1938年8月5日在汉口成立，但除孔祥熙任命艾黎为技术顾问筹备协会组织工作外，总会的组织机构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宋美龄支持的宝鸡西北区工业合作运动迅速发展具有示范效应，两个月后，全国的合作社已经发展到200多个，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之势。当时的重庆《大公报》和《新华日报》都做了专题报道，并发表了社论^[62]。国共两党都认可了“工合”运动。12月末，艾黎到重庆具体汇报西北工合的工作，为了促进这一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即建立起工业合作协会总会人事机构：总会归属行政院，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理事会成员由艾黎提名，孔祥熙同意，包括国民政府的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蒋廷黻、杭立武、俞鸿钧等，有共产党驻重庆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还有出席参政会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共有二十几人组成。艾黎任“工合”技术顾问。工业合作协会总会设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各一人，由理事会选任。总干事为刘广沛（留学英国，曾任甘肃财政厅厅长），副总干事为梁士纯（留学美国，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总干事之下分设六个组，组长人选经艾黎提出，孔祥熙聘请。刘广沛兼业务组组长，财务部主任是杨子厚，技术组组长是林福禄，组织组组长是卢广绵，推进组组长是沙千里，总务组组长是傅清淮。根据孔祥熙的建议，推举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这样，1938年12月末，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组织机构在重庆正式成立，成为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其在全国的组织分为四级：第一级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即“工合”总会，第二级是各大区“工合”办事处，第三级是“工合”事务所，第四级是最基层的工业合作社。前两级是计划指导和监督的机关，第三级的事务所是直接组织和指导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核心。

3.“工合”卓有成效的发展推进了政府经济决策(www.xing528.com)

1938年5月，宋美龄在思考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时表示，我们开发经济要“寻觅更多的坦途，采用科学化的，有组织的方法来动员大众”^[63]。在宋美龄看来，认定开发经济“为不可能而表示消极”，是“一种可悲的罪过”。^[64]她认为“经济的理论和学说”“得注重实际，——将不顾一切的注重实际”^[65]，而且“只有遵循历经实验，屡试屡效的途径，否则是不会成功的”。^[66]宋美龄希望通过经济实验，达成“经济建设合理政策的推行”。^[67]1938年8月孔祥熙担任中国“工合”协会理事长之后，也对“工合”运动密切关注，期望“运用合作方式，实行生产动员，在全国规模下，构成一庞大之小型生产事业网，以便在经济战线上支持长期抗战并实际改善民生”^[68]。“工合”运动在宝鸡和西北其他地区卓有成效地迅猛发展，说明组织工业合作社是符合当时抗战形势要求的，也顺理成章获得了国民政府的重视，成为政府推行经济政策坚实的力量。1939年1月28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两项经济决议，一是《为提请提倡并奖助手工业生产以裕战时国民生计案》，提出“可因势利导，俾各努力于我国原有之各项手工业……均大量奖助其生产……战时人民流转内地，尤应就其所能，集中从事，厂屋器械，均不需要若何烦费，而人力资源，随处皆可利用，此裕助民生之一法，亦安辑流亡之计也”。^[69]另一决议是《巩固前方经济基础方案》，具体措施是“组织生产、运输及生产合作社”“奖励土法生产，俾充分利用原料，使民众得以自给自足”等项。^[70]这些政策对“工合”运动的发展是相当有利的，而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宋美龄大力推动“工合”运动并取得初步成就有密切的关系。

4.“工合”的实践启发宋庆龄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1938年底，艾黎请“工合”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卢广绵去香港向宋庆龄汇报西北“工合”运动的组织、发展情况，宋庆龄听取汇报后，“非常欣赏工合的做法，对工合的初步成就感到兴奋，她马上就倡议组织工合国际委员会”^[71]。1939年1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亲自担任名誉主席。香港英国圣公会教区主教罗纳德·霍尔（Bishop Hall，中文名：何明华）任国际委员会主席，委员有斯诺、艾黎、艾达·普律德（Lda Pruitt）小姐、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Evans F.Carlson）、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宋子文等中外知名人士20多人，陈翰笙任秘书，陈乙明任司库。

宋庆龄委托普律德小姐到美国建立了以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为名誉会长、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雅纳尔为会长，并有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等百余人为委员的中国“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该会在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等主要城市都设有分会。宋庆龄又委托斯诺夫妇去菲律宾成立了中国“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抗战期间“工合”国际委员会获得美国、菲律宾、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各地捐款共计500万美元左右^[72]。这些捐款，宋庆龄“不通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直接汇缴工合区各受授单位”^[73]，“主要是通过西北和东南两个办事处的负责人转送”^[74]，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也提供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