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底，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由上海到汉口，他把“工合”计划送给国民政府中那些赞成抗战的领导人，并亲自向宋美龄和端纳成功地兜售了“工合”这一想法。因为“这个计划符合宋美龄的心意”[25]，所以得到了她的称赞和极力支持。
1.“工合”的想法获得宋美龄支持的主要原因
其一，“工合”计划是宋美龄所“希望能采取”的“经济策略”[26]。宋美龄十分清楚抗战中经济生产的重要性。1938年5月，庐山妇女座谈会后发布的《告全国女同胞书》指出：“长期抗战，实在是两国资源的竞争……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挥人力，尽量地利用物力，则在资源竞争上，我们必定可以操得最后胜利的左券。所以在长期抗战中，后方主要工作，是从事生产建设。”[27]宋美龄在庐山召集妇女座谈会闭幕词中又特别强调了经济建设的紧迫性。她说，对于抗战经济“物资”上的“布置”，“我们现在补救还并不太迟。举例来说，在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英国军需原料的来源，仰给于她的属地和其他国家，但自从德国开展了潜水艇战术之后，英国供应的来源，由此发生困难。她就立即采取了增加本国农业生产的步骤。法国在大战之初，简直谈不上有重工业，然而这不足妨碍她，她迅速地用科学方法建设了必需的工厂”。[28]宋美龄基于对经济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希望能采取一种有计划的经济策略，非常切实，非常可靠，给我们人民一种尊荣而正当的机会，以达到国家繁荣和自身幸福的目的”。[29]艾黎的“工合”计划既可以解决救济难民和失业工人问题，又可以增进生产，它寓救济于生产，使救济难民社会的压力变为难民生产为抗战助力，这正是宋美龄所期望的“有计划的经济策略”。
其二，“工合”计划与宋美龄利用外籍人员发展经济的思考相契合。筹划“工合”中有几位外籍人士参与，宋美龄认为“一般到中国来的外籍人士，他们都怀抱着热忱，就他们的经验和知识，针对着我国人民所有的缺点，努力设法加以改革”。[30]所以，对待这些外籍专家，我们要在“心理上”“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31]宋美龄批评“许多人厌恶外国技术的帮助”，“许多人以前曾把外国技术专家的价值一笔抹杀，因为他们的阻挠，结果，中国就不能尽量利用外国的学识和经验的长处”[32]，指出这是“以消极态度拒绝接受新观念的愚蠢”。[33]她还批评“有人以为国家的经济进展，民众方面不必出力，也无须国外的合作帮助，就可以成功的”，指出这是“谬误的见解”。[34]她批判“闭关自守，不受外国的影响”的思想，称这种“传统的旧观念”[35]，“一百年前，至少50年前就应该舍弃的了”[36]。宋美龄发展经济的思想是开放的，她认为：“先进国家所有的宝贵经验，我们可以拿来作为我们的向导和参考，这也是我们特别幸运的事情，这完全不是金钱所能买得到的。”[37]“以前费了极大的代价，从事工业化，而对于合乎现代训练，现代经验的各种现代技术，都茫然不知。”[38]她认为“倘使我们中国，人人保持着推进和外国专家、外国资本合作的观念，就没有东西能阻止我们成为一个富强的，自尊的，而被先进诸国人民一体尊敬的国家”。[39]因此，宋美龄对于这次外籍人员建议中国兴办“工合”运动极为重视。她果断对卡尔大使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40]
2.宋美龄使“工合”计划获得政府授权(www.xing528.com)
1938年6月，宋美龄在武汉会见艾黎，坚决支持艾黎发展3万个合作社的“工合”计划。但在各省建立“工合”组织、推行“工合”运动，需要政府审批同意。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把艾黎叫去解释说“中国当然需要工业，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运动”，并说“老百姓是亲共的，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是不行的。”[41]翁文灏反对搞民众的“工合”运动，他试图说服艾黎打消创办“工合”的念头。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也是“半冷不热”[42]。为冲破重重阻力实现兴办“工合”的目标，宋美龄发了大脾气。对此，艾黎在自传中回忆了当年宋美龄“河东狮吼”的情形：
一天，孔博士在他的住地汉口的银行董事会会议室召集了一次会。他找来了好几个长江上游的老实业家，摆上了丰盛的午茶，包括咖啡和点心，端纳也参加了。孔的意思是让这些实业家在江苏实业家穆藕初领导下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在敌后的安全地区建立哪种工业，由银行进行可靠的投资，关于建立合作社工业的战时工合运动的想法显然丢开不提了。
然而讨论还未开始，宋美龄便怒冲冲闯进来，要我和端纳跟他走。我们下楼来到一间私人会客室，那里也已摆好了茶点。她让端纳去请孔博士下来，孔一进来，她冲着他便说“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宋美龄要求孔祥熙马上为“工合”开绿灯。让他开始工作。她说：“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这一阵下决心的发作以后，她便走出房间。[43]
第二天，艾黎果然拿到了政府同意建立“工合”的授权，也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政府拨款500万作为工业合作社的开办基金。[44]就这样，宋美龄强令行政院和财政部同意艾黎的《中国“工合”计划书》，“工合”工作就此开始。[45]另外，宋美龄还走亲情路线，她和大姐霭龄“都认识到合作社潜在的重要性”，她“敦促霭龄对此计划给予特殊的支持和兴趣”[46]，并让霭龄说服姐夫孔祥熙对“工合”给予切实的支持，以确保这一计划的落实。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武汉成立，孔祥熙亲任理事长，并以理事长名义任命艾黎为技术顾问，以组织“工合”运动。宋美龄请端纳为艾黎办了一张有蒋介石签字的特殊通行证[47]，准许他随意到敌后区的任何地方履行职务[48]。宋美龄让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她领导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武汉的横滨正金银行大楼顶层挂牌办公[49]。可以说，如果没有宋美龄对“工合”计划的赞赏，并说服政府支持这一计划，“工合”运动是办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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