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发
摘要：朱镜宙（1889—1985），字铎民，又称雁荡老人，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瑶岙村人。章太炎三女婿。1937年，刚从甘肃陕西财政厅厅长岗位卸任不久的朱镜宙，临危受命，赴抗战大后方四川重庆接任财政部川康区税务局局长。朱镜宙秉承“如能多征一分税收，即可对抗战多增一分力量”的执政理念，从整顿会计管理制度入手，推行系列措施，规范税收，整理税收，两次深入川康腹地，亲自一线视察查税，深挖税源，结果三年任期内其所征收的税款比前任超过一倍，而支出却每月节省五千余元，为政府的正常运行及抗日战争的经费开支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他在回忆录里述及的点点滴滴，读之令人十分感动，所表现的担当使命责任、认真务实、勤政廉政的人生态度和爱国精神，是我国一批在后方参与抗日的民族英雄的缩影，至今仍有研究与弘扬价值。
关键词：朱镜宙；抗战大后方；征税；筹资
*作者简介：朱有发（1973—），男，汉族，浙江乐清人。浙江省乐清市侨联副主席、浙江省孙中山研究会理事。朱镜宙侄孙。
“结果，由数字证明在我任期内所征收的，比前任超过一倍。而支出却比前任每月节省五千余元。”“在国难如此严重的今日，我总算尽了最大的努力，报答国家了！”2017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重读朱镜宙回忆录《梦痕记》[1]，透过一句句肺腑之言，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梦痕记》中，朱镜宙用了八个章节大量篇幅，详尽记述了他在四川征税筹资保障抗战的点点滴滴，令人十分感动，不仅记录了一位中国人的心底伤痛，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正义力量，而且更是寄语后人千万不可忘记日本侵华的那段耻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朱镜宙晚年摄于台中正觉寺
临危受命，接任抗战大后方川康区税务局局长
1937年11月中旬，在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情势下，国民政府为坚持长期抗战，遂决定依照既定方针，做出了迁政府于重庆办公的重大决策，四川便成为中国抗战新的大后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面对国家和民族多重危难之际，此时身居上海法租界四明村养病、刚从甘肃陕西财政厅厅长岗位上卸任不久，又有过中国银行、北伐战争掌管军需后勤等多个重要岗位经历、声名远播金融财政界的朱镜宙，自然便成为政府的重要人选，指命他即赴四川征税，为抗战筹资。据记载，朱镜宙于1937年12月10日在四川接任川康区税务局局长[2]，税务局地址在重庆至圣宫十九号。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忽接财政部秘书谭仲辉来电，要我去南京。下午，又接一电，言已任命我为川康区[3]税务局长。”朱镜宙在《监榷川康》[4]这个章节里回忆：那时，上海宛如一座孤岛，对外交通均已断绝，电报是由中央银行自备无线电台转来的，而且各方所得关于长江航运消息，极为紊乱，遂由内人[5]询问“江轮” 西上南京，是否无问题？回复已经“行不得也！”朱镜宙料定南京已无法久守，国民政府既决定西迁重庆，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可能已去汉口，自己不必多冒此险再去南京。于是他立即决定，一面电复谭仲辉秘书，告以自己将绕道浙赣路至九江。应否去南京受命，请谭电复九江中央银行留转；一面乘坐“英轮”启程。考虑此行身后事难料，到达温州后，乘便匆匆回了趟老家乐清瑶岙，特意去父母墓地谒拜告别，“盖恐此行，不知何时得归故乡也”。
当乘坐的车辆抵达九江，果不出朱镜宙所料，孔祥熙已经事先去了汉口。于是他随即转乘江轮继续西上，并在汉口中央银行谒见了孔祥熙。然而，这次受命，孔的态度让朱镜宙一辈子都忘却不了，“孔部长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我说：‘你去，要好好地干！’自忖：孔公和易近人，生平从无以这样的态度对属下，今天为什么特别？但一转念间，以为时局如是，每个人的情绪都异常恶劣！尤其孔公所遭遇的苦痛自比任何人更大，思至此，一股起伏的思潮也就平静下来”。其实，川康历来就是军阀争夺霸权之地。据记载，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大大小小军阀之争达数百次，长期军阀混乱割据的局面，不仅恶化了当地社会环境，而且滋生了官员腐败。就在朱镜宙接管税务局局长当月，“四川区税务局川东税务管理所所长孟世义贪污案，全部人犯，行营军法处先后计逮捕有张云亭、杨治良、高赞和、陈君达、张尚华、赵泽华、高敦粹等，除孟世义月前已执行枪决外，其余各犯，均经军法处审讯明白，各处有期徒刑二三年不等，惟张尚华、赵泽华二人因情形较重，张被处徒刑六年赵九年，孟案遂宣告结束”。[6]“自接事的次日，始知前任局长汪某因贪污被税务署督察，向重庆委员长行营告了一状，讯审属实，判处死刑。据说，这位局长还是孔部长的学生。始恍然部长在汉口时的态度，是有激使然的。” 在回忆录里朱镜宙提及前任被处理一事，并感叹说：“接事后，我即往访行营主任贺国光（元靖），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与我谈及前任时，说：‘由中央直接来川的官吏，该以身作则才对。’”“我也认为国难如此严重，还要贪污，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可见，当时川康税务局环境，可想而知。
那时，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已经进入肆无忌惮的时候，行事如同在其“家里”。据朱镜宙回忆，当他乘英轮从上海至温州沿途中，就多次遭遇日本巡洋舰用旗语往返询问，始得放行；当乘江轮从九江西上汉口时，沿途也时有敌机盘桓“护送”。在四川期间，他还亲历了一场永生难忘的生死之别——乐山“8·19”大轰炸。“倘非我一再坚持在市郊觅地，而在城中心的话，那末这场浩劫能否避免，大成问题？”朱镜宙在《铁鸟屠城记》[7]中回忆，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敌军所占领的区域日广，兵力不敷分配，于是改用飞机日夜进袭后方。初犹限于重庆一隅，国民政府乃下令疏散不必要机构，当时税局同事都感不便，力主在乐山城区觅地，后因他的坚决反对，始于乐山郊外觅得一处。据他记载，8月19日上午11时许，敌人以为国民政府迁往乐山，大批敌机向不设防的乐山东西南北乱投烧夷弹。整个乐山城区被大火吞噬了只剩1/4的地区，人民死亡数目官方登记有数的千余人，其未登记并落水死的据说亦在五百人以上，受伤多至三千余人，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局、电报局都被全部烧毁，对外交通完全断绝。邮局在一星期之中，因无邮票及邮戳一律停止收发，后来用一颗无年月日的临时邮戳达半年之久。
从整顿会计制度入手，推行系列措施规范税收
“经过一个多月以后，知道每月税收约在二十余万至三十万元之间。”朱镜宙在《整理税收》[8]中这样描述接管时的税收情形。然而，在抗战这个特殊时期，在大后方国民政府驻地履职，朱镜宙十分清楚自己身处的使命和肩负的担子，川康税收的多或少，不但关系国民政府的日常运行，而且直接影响着抗战经费的保障力度。“因当时地方不靖，各分局怕出乱子，所有税款均随征随解。”据他介绍，税局于收到税款时，仅有一整笔数字，直待分局公文寄到，始知其中印花税若干，烟酒税若干，火柴税若干等等，方能正式入账，而税款与公文时间上的距离平均十余日。历任即乘此空间将税款私放比期，利息是相当可观的，如果心狠一点，还可将各局来文压它半个月或一个月，那利息数字就更庞大了！这笔钱，您说他舞弊吧，他尽可能推说公文未到无法入账，您说他不舞弊吧，每月确实是一笔数万元可惊的巨额利息，已落入局长私人腰包里去了。
朱希祖日记记载“朱镜宙来信询问重庆被日军轰炸情况”
凭其多年从事金融财政工作的经验，朱镜宙认为要增加税收，必须要整理税收；要整理税收，首先要健全制度管理。于是，新官上任的朱镜宙有“两把火”烧得及时：第一，在专管会计的税务局第四科立了本“临时账本”。从解决税款记账办法入手，将各局解款一律先入临时账内，等公文到达，再从临时账上转出，依科目划入正式账，从而将税务局会计工作推上规范轨道。第二，在重庆中央银行设立了税务局专户。据他介绍，到税务局工作后，他始终对汇票收兑问题放心不下，于是在商得重庆中央银行潘益民经理同意后，在银行设立了“税务局”专户，凡所属各局解款，皆由中央银行代收入账。同时发文通令各局，自制“此票凭重庆中央银行领取，他人拾得，概作无效”木戳一枚；嗣后解款，即于汇票背面先盖此戳然后付邮，否则，如有遗失或被人冒领之事本局概不负责。
“这样一来，税务局从此弊绝风清，确实够得上称为模范税局。”事后朱镜宙回忆字眼中流露出不少喜悦，“我本来不学会计的，但自从政以来，若甘肃财政厅，若川康区税务局，能从乱丝中整理出一些头绪来，却得力于会计。这是六年来从事银行业所得的一点经验，使我有个下手处，如税务局之立临时账，即其一例。”“由于从政的经验，觉得中国各机关，在在处处，有待整顿。这必须从整个会计制度入手。”税务局立本临时账，那是极简单易行之事，而且是会计人员职责上该做的，为什么反持异议？朱镜宙认为，无非希望彼此浑水摸鱼。盖当时我如贪图一些比期利息，自然瞒不过同事们的一双雪亮眼睛，尤其会计人员一五一十更为清楚。你如希望天下太平，必须将大家的嘴巴塞得满满，因此就不能不“三一三十一”，使彼此皆大欢喜才能春光不致外泄，这都是薄俸下所结成的恶果。为此，他还提出俸给合理化建议：“在制度本身以外，还须有其他配合。最要紧的是在厚其薪给，使能养廉。”
在税务局任内，朱镜宙还推行了系列措施配合税收整理，较突出的有：限时办事制，凡遇向税务局申请创办工厂立案[9]这种公事，必亲批“此件限一星期内发出”；发税单填写改用“复写法”，上面一张填给商人，复写的一张留作存根，杜绝涂改防弊；厘正局名，改变税务分局名称由原先集合所辖县名首一字而成，多至三十余字的做法，精减为以驻在地为名，如：专辖成都附近各县税局的，即名为成都分局；要求各县征榷员的办公场所对外公开挂牌，以便利纳税人；豁免土烟丝税，减轻农民负担。同时，针对税局时有公文积压之事发生，为提高办事时效起见，朱镜宙还自制了以“昨日累积、今日新收、今日处理及今日累积的公文件数”等简单几栏内容的“科收发日报表”，交由各科收发，逐日登记送阅。对于这件事，朱镜宙在《整理税收》中还得意扬扬地说，有了这张表在手，一个机构处理公文概况，做主管的自可一目了然。“那时正值对日抗战吃紧时候，前线将士浴血与敌人作殊死苦战，我们在大后方也该特别努力。因此，我认为某科积压文件过多时，即手令星期日来局补办半日。同人仰体时艰，皆乐于从命。其时，还没发明加班费，一律都是义务的。”
两次深入川康腹地，顶住人情压力深挖税源一线(www.xing528.com)
“这次来川监榷，也可说是受命危难之际。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如能多征一分税收，即可对抗战多增一分力量。”朱镜宙在《巡视榷务》[10]中这样表达着内心的愿景。然而，就现实问题来说，四川和当时的西康两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交通不便，受地理条件影响，抗战前，仍处于一种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除了以酒业为初步的工商企业外，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其经济明显落后于国内其他地方。因此，一向以实干出名的朱镜宙在接事不久，就决定要亲自到各地视察查税，深挖税源一线。据史料记载，在三年任期内，朱镜宙两次深入川康腹地。这在当年交通路网十分差的条件下，是何等的不容易！据他介绍，初次视察的足迹就遍及了川南的江津、宜宾、犍为、眉山、乐山、峨眉、青神以及内江等地，同随人员有局视察员杨希春及工役共三人。他感慨回忆说：“这份差使，确实令人够苦！那时候的四川在军阀频年剥削之下，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散之四方，以言秩序，全省几无一片干净土。”
关于查税视察，在其回忆录中也有多处细述。如：“当他首站在江津，检阅稽征簿书尚无大错，打算次晨再到该所登记酿酒较多的乡镇去视察时，当地稽征员桂少良就劝告他，该乡秩序不佳，时有拦路抢劫之事，力劝慎重。如有顾忌，就无一步可行，无一地可去，故决定照原计划进行。”“眉山是这回视察途中最关心的地点。因自接事以来，对于眉山的税收，发现许多可疑之点，经‘三令五申’的查询，都以‘相应不理’处之。所以一入眉山辖境，即先查察几处酒厂，简直糟到无法形容。旋至稽征所，始知所长卧病经年。”“当我们由眉山抵乐山时，乐山分局已于事前接到报告，自然一切如法。”“从峨眉到青神，四处访问税务局，连当地警察都答不知。最后有人反问他们：‘你说的是不是印花税局？如果是的话，就在前面第几家。’后来我问局员：‘为什么不挂一块牌子，便利纳税人？’他们的答复：‘章程规定，不许挂牌。’”至于查税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他认为“却比过‘五关’（逢非场期饿肚关、恶犬相对关、似理非理关、故意推说关以及拒绝签字关）还要难上几倍”，还用《事非经过不知难》[11]一个章节来表述。
除“五关”外，朱镜宙还讲到了人情关。“我们在眉山时，那家漏税最多的酒厂，更挽出眉山总商会长来旅馆拜访，请吃饭，逛风景区，最后归到本题上去——吃面子。”“在视察最后一站内江时，当地陈局长陪他们上酒馆，我仍嘱视察员杨希春去回钞，陈颇局促不安。我慰之曰：‘这次出巡目的，是希望各位能多多努力。如因此而使税收格外有起色，那，我的目的算已达到了！至于每日食住，自有旅费可以报销，用不着我自己掏腰包，所以一路皆不受招待。望勿以此介意。’”“如果操守稍或松懈一下，你就会上他们的当。在这种环境下，想做个尽职尽忠、清廉自守的税务官，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那么，朱镜宙在任期内为抗战筹资征税情形如何？据朱镜宙文述，当他第二次视察川北榷务途中，忽接政府要左迁湖南之电报，遂匆匆回局，预备移交。成绩究竟怎样，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于是他引用了我国最古考绩之法《舜典》中的“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做法，由主管科将前任三年间与自己任内三年间的税收及支出数字，做一比较表。“结果，由数字证明在我任期内所征收的，比前任超过一倍。而支出却比前任每月节省五千余元。”“阅表之后，深引为慰！在国难如此严重的今日，我总算尽了最大的努力，报答国家了！”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辞别，孔祥熙再次令朱镜宙终生难忘：“当时那种慈煦恳至的态度，哪里像长官之对部属，简直如父兄家长一般。至今每一回忆，令我拳拳不已！”
【注释】
[1]朱镜宙：《梦痕记》（下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第449页。
[2]《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9卷，第1、2期，第2页。
[3]指原四川、西康两省。
[4]朱镜宙：《梦痕记》（下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第420页。
[5]章展（1899—1973），字穆君，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章太炎三女儿。抗战期间，曾任四川华英女中、自贡蜀光中学英文教师等。
[6]《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9卷，第1、2期，第2页。
[7]朱镜宙：《梦痕记》（下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第443页。
[8]朱镜宙：《梦痕记》（下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第422页。
[9]意指注册、登记。
[10]朱镜宙：《梦痕记》（下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第429页。
[11]朱镜宙：《梦痕记》（上下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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