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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查封囤积食米,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变迁

时间:2023-08-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此案当即通过,“党政军民各机关所派协助主管官署查封米粮仓栈人员名单”也在会上列出,所列人员“均定于本日下午三时到市政府齐集,协助市政府出发工作”。

政府查封囤积食米,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变迁

随着粮价不断上涨,仓飞交易等买空卖空的行为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憎恶。1939年11月,成都市麦粉业工业同业公会呈市府称“各仓栈设立以来,专以剥削民众如菜、米、麦及各种粮食,无不大价收买,美其名曰仓栈,实则尽量囤积”,“虽经政府三令五申,饬其平价出售,无如该栈阳奉阴违,藐玩政令”,请市府能够“俯纳舆情”,“迅速勒令取缔以固后防而安人心,(我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29]市政府虽然回复称“本府早已拟定仓栈管理办法,严格取缔”[30],但是粮食投机仍然禁而不绝。1940年1月,省府训令市府称有成都县的居民举报一些新都商人“在成都南大街火神庙米大市内”,“用许多金钱收买美丰银行仓栈米飞”,要求市府“依法查办,以儆奸商而维民食”。[31]南门的火神庙是成都市的米大市之一,上文提到成都市油米钱业公会呈请市府查禁仓飞买卖,其所开列的交易地点中就包括火神庙[32]。“庙内大殿前后,茶桌罗列,俨如茶肆,殿前虽有交易,然系小贩小本”,“时将散市,步至殿后,则人众拥挤,此区区横顺不过数十步之小场合中,容纳之人不下数百,军政绅商学界,男公妇女,贩夫走卒,小偷流氓,诸色人等应有尽有,旁人目之,泰半奸商而已”[33],仓飞交易和赌盘生意就是在他们中间秘密地进行。3月4日,市民田中法向市府检举一批新都和成都的奸商“不惜出卖祖国,接受汉奸机关之指使、接济,大量收囤米粮,扰乱社会之安宁秩序”,引起成都与新都的米价在最近一段时间迅速提升,“一般运商,因而观望不售,致使全市米粮商店十室九空,眼见断炊普城”。[34]举报人将囤积米粮的商人称为汉奸,并说他们得到了汉奸机关的指使,显然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种说法却非常直观地表现出他对粮食投机的憎恶之情。成都市政府“迭奉层峰明令,平抑价格,杜绝操纵,节经布告有案”,但是“本年入春以来,米价狂涨不已,经派员详查,并非供不应求,实由一般奸商”,“囤积大量粮食,任情操纵所致”,所以其对这批“奸商”也是很恼火,认为“若不严加取缔,实无以固国本而裕民生[35],与举报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3月15日,市民徐经纬向成都市政府提议,既然仓飞屡禁不止,“兹拟救济目前计,则无论其为银行仓库,富商大贾,其所囤积蓉垣附城仓库之米,以政府力量,派兵驻守,轮流派员估计其仓之大小”,“再行查核仓单,是否相符,无论其为何人所收,先评定其价格”,然后“一律须照仓装数目,提卖十分之二成”。他还警告市府“若徒托一纸公文,几张布告,若干调查,羁延时日,定误机宜”[36]。市政府并没有驳斥他的提议,还称其“所呈各节,颇切时弊”,只是“关于本市米价平抑办法,已由本府会商各机关拟定,不日公布施行”。[37]除了向市府呈文外,徐经纬还向省政府投去了相同的一份建议,省政府也说“据呈各节,尚有见地”,让相关所属机关“参酌采择施行”。[38]

3月14日,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召集会议,讨论米价暴涨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案。贺认为原因主要有六点,分别是“旱灾法币问题;仓飞交易;最近各处发生抢米;附省各县有米粮出口禁令;赌期”,而“以上六项以赌期,买空卖空之关系为最大”。针对于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禁止赌期,由军政机关严厉执行;不准银行抵押仓飞,已抵押者限期赎取;检查各仓库行栈现米和仓飞对照;限制超量囤积;为实际需要应分成出售;密令各县不准禁止米粮出口;密令各县政府及当地治安机关保护运米”。[39]次日,在省政府大礼堂召开的党政军联合会上,这几项方案都得到通过,但是由于其缺乏“具体而细密的办法”,只好交由“建设厅、民政厅、粮委会、成都市政府”会商讨论。会议主席邓锡侯随即提出了“紧急平定成都市米粮价格案”,即“由绥署省府督饬主管及有关官署即日将附省各银行囤米仓栈查封,平价出售;严密禁止买空卖空,违者以军法从事;由党政军民各机关即日派员协助主管实行管理仓栈,并监督米粮市场;关于治安问题,责成军警机关及当地驻军保甲负责”。此案当即通过,“党政军民各机关所派协助主管官署查封米粮仓栈人员名单”也在会上列出,所列人员“均定于本日下午三时到市政府齐集,协助市政府出发工作”。[40](www.xing528.com)

成都市市长杨全宇马上发出手令,指派科员及办事员执行此方案,称“奉四川省党政军联席会议本日决议,所有成都市附城一带粮食仓栈,一律暂予封存,听候处理”,所派出各员“会同各关系机关”,与“当地保甲警察将各粮食仓栈立予封存,呈报来府”。[41]这次行动执行得还比较顺利,派出各员很快发来签呈,报告查抄米粮的数量。其中查封外北粮食仓栈的牟崇潘“会同省动委会王柏如、市商会王欣然等”,“前往查封,计查得一水巷九号聚兴诚银行第六仓库白米一仓八百七十八石九斗”,“又查得金华街十五号吉泰堆栈白米两仓五十石”,“又查得金华街二十六号永源和白米一仓约计二十石”,“惟该号虽不是仓栈,但自称为某人所囤积,故将此仓查封”。[42]这些仓库除须登记在册外,还要在仓库上贴上绥署、省府及市府的封条各一张。查封其他各门仓栈的职员也都在报告中列出所查封的仓栈名称、地址及存粮数量,只有查封西区仓库的杜特夫称其在15日仅“查得石灰中街十四号农本局仓栈一所”,“存谷二百余石”,而16日遵令再“前往外西一带详细调查,各仓库内均未存有米粮”[43],所以也就没有列表陈报(农本局是隶属中央的粮食运销机关,其存粮自然不能查封)。这些被查封的仓栈都还比较配合,仅美丰银行“有二十七年度储存仓米八十石,因存储过久已发霉变质,不能再储,曾于查封时声明请准予出仓”[44],其余并没有阻挠或反对查封的事情。但是,这种顺利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麻烦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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